我们所讨论的地域突围，无疑包含多方面重要内容，需要深入认识与思考。作为一个小说作者，理性分析与阐述我不擅长，只能更多地借助形象，着眼于自身感受，举例而言。

　　所谓“门里门外”的“门”指的是连绵于福建省西北至西南的那座山，也就是武夷山。这座山之东是咱们福建，也就是门里。门外则含义广阔，可以是邻省，可以是周边，可以是全国，也可以是全球。福建简称“闽”，门里一虫。据专家称这条虫其实是长虫，也就是蛇，它是湿热福建盛产之物，被古闽越人作为图腾。闽人常以这条蛇自嘲：“门里一条虫，门外一条龙。”说的是福建人在自家地盘上就是一条长虫，出了门才能成龙。福建长篇小说的地域突围，或也可类比为出门成龙。

　　在七八年前，初夏时节，我参加一个“走进红色岁月”采风活动到了湖南。那一行很紧凑很严谨，穿行红色圣地，经受风雨洗礼，活动结束时即让参与作家报选题，看各自写啥。那时我有些犯愁，因为我是临时参与，事前未有准备，采风行程中尽管多有感觉，毕竟蜻蜓点水，无论写韶山写花明楼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似乎都显吃力。活动组织者安慰我，说不必局限于本次采风地点，只要是红色内容即可。我顿时释然，即报了一个选题叫《地下党》。当时也就是兴之所至，并未详细考虑。却不料这一选题很快被直接排入中国作协的重点扶持项目中，需要我认真以对了。

　　事实上这一题材在我心里琢磨已久，只是以往还没有一个动手契机。我曾因参与漳州组织史的编写，接触过新中国成立前的闽南党史，记住了一些故事与人物。我的母亲、岳父都是当年闽西南地下党人，他们都讲过不少故事，也让我早有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想法。但是有朝一日要来动手，我发觉自己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包括资料搜集、故事设计、人物表现等等，我感觉其中最需要解决的是朝向问题：坐北朝南或者坐西朝东？这是调侃，实际问题就是该小说往哪个方向走。我知道描写新中国成立前地下斗争的长篇小说在全国早已汗牛充栋，即使在福建，涉及这一题材的长篇小说也已经非常之多，其中不少成功之作颇具影响。我怎么才能让自己的小说有别于它们？或者换一个角度说，如果我是一个读者，我可以读到当年北京、上海、南京、广州、重庆那些大地方地下组织的精彩故事，我为什么要去关注闽南小地方的同类事情？闽南地下党，比之其他地方地下党有何值得注意的不同之处？另外还有一个相关问题：我是一个生活在当下的读者，身边已经有很多东西足够心，我为什么要去关心远在半个多世纪之前那一群人的所作所为，他们与我的生活有什么关联？有什么东西值得我去阅读他们？

　　我觉得自己必须找到和表现一种特色，形成一个契合点，在这部小说里它们应当是一致的。我为自己确定的该特色与契合点是海峡因素，也就是台海关系。福建与台湾相向于窄窄的台湾海峡两侧，地理与历史因素让两省关系特别深，影响遍及方方面面，为其他省区无法相比。当年闽南地下党除了在闽南开展斗争，也在台湾开拓工作，其他地方的地下党受条件所限很少有这方面作为，这就是有别之处，或称特色。延续至今，受到持续关注，不仅闽台人们关注，也吸引全国以及全球的目光。人们关心当下两岸问题，其历史由来同样也受到注意，这就形成了我所谓的“契合”点，无疑是一个可容发挥的表现空间。

　　我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创作这部小说，写了一个日本侵占台湾后渡海来到厦门的台籍家庭，两代人先后走上革命之旅，在闽南与台湾两地地下斗争中多人相继殉难，满门忠烈的故事。小说的故事虽属虚构，却有真实基础。当年闽南各地有许多渡海归来的台湾人，1925年在漳州成立的闽南特委开会地址就在一个台籍人的家中，著名的台籍重要干部翁泽生在闽南留下许多革命足迹。抗战胜利后，闽南特委派遣干部进入台湾，秘密发展组织，开展工作，历尽艰险。有一位抗战后活跃于台湾文坛，作品至今还常被台湾文学研究者说道的作家回到厦门，成为一支地下党组织的厦门工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经波折，终以福建省文联干部身份离休，过世时我曾受命代表省文联去参加他的葬礼。我的故事与人物就脱胎于这些史实。我安排自己笔下的革命者家庭住进我外祖父的房子，那是一幢用木柱木板钉成的两层木屋，位于厦门港的大学路上，我小时候曾在那里生活过，印象最深的是楼后的一口水井，以及木屋在台风呼啸中剧烈晃动，却始终坚忍不拔。那座木屋已在20世纪80年代被拆毁，其原址现为一处农贸市场，这不妨碍我把小说中的人物安排于旧木屋，让一部自台湾而来，将转送至山区地下党游击队处的电台藏匿于楼后的水井中，这似乎有助于建立作者与笔下人物的相通与亲近，期待它也能传递给读者。

　　这部长篇小说于2011年出版。其后一段时间里，我常接到陌生电话，询问其版权情况，商讨改编电视剧事宜。该小说从影视角度受到的关注让我高兴，也很觉意外。由于小说出版前有协议，影视改编权已经一并给了出版方，因此所有问询我都转给出版方。出版方坚如磐石，打定主意自己做，绝不松口。我发觉所有有意者除了有感于书中故事，也都表示出对闽南特别是厦门这一地域的兴趣，小说故事中的台湾因素尤其引发注意。这让我感觉自己对小说方向的把握应当还算准确，与人们的关注点能够契合。有趣的是恰由于同样的原因，这部影视剧至今没有完成。该过程有些曲折：起初出版方约我改编，我写了一稿，觉得力不从心，建议他们另找专业编剧接续。他们找了一位金牌编剧，他接手后感觉没法干，因为对厦门不了解，对把握也觉困难。如果还要他做，只能另起炉灶。而后他为出版方另写了一部电视连续剧，就是去年于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影响相当大的《父亲的身份》。去年出版方另找一位金牌编剧来接手此剧，他已经三到厦门做功课，跟我谈笑说，该剧在圈内颇受关注，知道的人都说他接了个难做的活，很有挑战性。他感觉的难点一个也是闽南因素，其历史、人文、风土人情，外边人知之不多，了解比较皮毛。他谈起电视连续剧《悬崖》的东北林海雪原，问闽南该突出哪种可让人印象深刻而神往的景观。另一个难点也在，该问题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当前台湾的新情况无疑引发对这一问题更多的关注，本影视作品尽管只涉及历史上的，是否也需要考虑当下的现实情况，在表现中调整侧重？我发觉他所遇到的问题恰与我为小说选择的朝向一致，说明该方向有其表现价值，也表明存在破解困难。显然我这部小说提供的东西还不充分，无论是闽南特色，或者是对两岸故事的认识与表达。解决这些问题或许就是实现地域突围，从本土而超越的一大要点。

　　回到所谓“门里门外”的话题。我感觉福建长篇小说作者对本省题材的重视与表现早有传统，新中国成立以来数代作家都在这块领域上耕耘，成果众多，但是能够有广泛的全国性影响的作品还不多，特别是当下。福建有很多特色题材天然地具有广泛的关注度，例如红色题材、海上丝绸之路题材、华侨题材，地方人文题材以及我提到的两岸题材等等。福建作家们相当努力，笔力亦不欠缺，所以才有近十数年来福建中短篇小说创作的兴盛以及在全国文坛的广泛影响。为什么在长篇小说这个门类上表现不尽如人意？其中原因种种，已经屡见于各种讨论。我从自己的创作感受出发，尤其有感于视野。或许我们人在门里，题材在门里，视野则应当越过武夷，出于门外，从门外角度来看门里。这么说比较含糊，不如还以那部长篇为例：我不能只从本土角度审视该题材，必须从国家、历史大背景上，找出该本土题材与外边的不同与特色，突出表现之。我感觉这部长篇得于此，失可能也在于这一意识尚不足，如果更自觉地从国家民族命运高度、人性伦理深度去演绎这一本土故事，应当更有助于破门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