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纪念柔石时，说他是“台州式的硬气”，那是连他的乡前贤——方孝孺，一起给纪念了。但在明代该怎么纪念方孝孺呢？是否会犯忌讳？

　　这对老百姓来说，倒不成问题，直接封神就是了。苏州娄门内有蛇王庙，每年四月十二日为蛇王生日，香火旺盛，据说蛇王就是方孝孺。“殿上供方夫妇金身，高三尺许，作明代装，皆朝服。”（郭则沄《洞灵小志》卷三）这是民国晚近时还能见到的塑像与传说。

　　说蛇王就是方孝孺，百姓们是信的。可能他们觉得这样的好人，忠义节烈，死了封神，然后在天上保佑点人间生计，是完全合理的。至于为什么就成了蛇王，那倒不怎么重要了。就像宝玉在晴雯死后，一个小丫鬟用言语安慰他，恰巧瞧见池子里的芙蓉，就说晴雯是做芙蓉花神去了，他也深信不疑。但谨守“不语怪力乱神”教诲的人士，可能就不会认同，如钱思元《吴门补乘》就说：“蛇王庙在娄门内，负城临水，杰阁巍然，与毗陵舣舟亭相似。前殿塑蛇将军，特假蛇耳。或相传蛇王为方正学先生，正堪喷饭。”他的质疑也不是没有缘由，据明代钱希元所记，苏州的蛇王庙，原来是捕蛙人的祭拜之所。数百艘捕蛙人的小船，常年用短的青竹竿子，载着牲酒纸马来献祭蛇王。献祭过后，夜里捕蛙时，用这根短青竹竿子开路，就能保一路平安，不受毒蛇之害。

　　这根短的青竹竿子，是规避毒蛇的加持神器，与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里的打狗棒，倒有几分相似。首先是形制相像：“洪七公改用随身携带的竹棒，这是丐帮中历代帮主相传之物，质地柔韧，比单剑长了一尺。”（第二十回）又多次写这竹棒“碧绿犹如翡翠般”，“晶莹碧绿”，可见也是一根长短适中、便于手持、碧绿晶莹的竹竿子。其次是功用相似。欧阳锋在出桃花岛的船上大施阴谋，又是放蝮蛇，又是使蛇杖，无奈洪七公打狗棒在手，“右手舞起打狗棒，打死了十余条蝮蛇”。就算蛇杖有机括，还有毒蛇缠绕，但：“洪七公是天下乞丐之首，自是打蛇的好手，竹棒使将开来，攻敌之余，还乘隙击打杖上毒蛇的要害。”这青竹棒就是蛇的克星。

　　捕蛙人的青竹棒，变成了丐帮的打狗棒，蛇王庙里，又另供奉了方孝孺，看似不搭，倒也不是不能理解。就像资本市场的借壳制度，一个早就上市的毛巾厂干不下去了，倒也不用着急退市扒厂房；因为刚巧有个做芯片的科技公司想上市，但过审排队要等太久，又有名额限制，不如就购置毛巾厂的股份控股，快速达到上市目的。庙宇没换，主神换了，动静小，时间短，皆大欢喜。这就是壳的价值，本就有的蛇王庙，口述中传下来的神奇的青竹棒，都是珍贵的，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新的、需要传承的内容给借了壳。

　　如果乖乖排队，虽然名正言顺，但时间上就有点久了。虽然仁宗一即位（1425年），就对方孝孺被诛表示了一点歉意，赦免了尚被关押的方氏亲属，但事件的性质没有改变，被诛戮的罪状也并未免除。一直到万历初年，在南京建“表忠祠”，碑录建文朝的忠臣，方孝孺列名其上；十三年（1585年），赦免了谪戍的方氏后裔一千多人（《明史·方孝孺传》），才算是官方意义上的“”。

　　在此之前，凭吊或祠祀都还是忌讳，胡应麟称：“自方正学死事，海内讳言其文。近始大行褒显，而祠庙尚缺。”（《诗薮》续编一）如洪熙中建在宁海的方正学祠，不久就被侵占而废，弘治中经地方官重修，不久又废（《雍正浙江通志》）。由此也可窥见在明前、中期这一长段时间内，官方对纪念方孝孺一事，持不提倡、不负责的态度。万历初年有官方定论后，各地的祠祀才兴起。万历二十六年，宁海重建方正学祠（《雍正浙江通志》），万历三十七年，督学杨庭筠在松江建求忠书院祭祀方孝孺，其后陈继儒作《求忠书院记》，董其昌书碑，为一时盛事（何三畏《云间志略》卷九、董其昌《容台集》卷二）。

　　文人学士凭吊方孝孺，一般是在南京梅冈其墓侧的木末亭，亭中悬挂方正学像。此亭虽称“方正学祠”，但亭子四面空敞，与祠堂的形制毕竟不同，只是约定俗成的凭吊之所而已。形诸吟咏，也要在嘉靖末、万历初才零星一见。可惜凭吊不了多久，就轮到明遗民来吊残碑了，张溥门生葛芝的《寻方正学先生祠》云：“灌木烟深蔓草平，我来何处谒先生。残碑在地封苍藓，断础无人窜野鼪。落落寒松留正直，差差白石忆坚贞。年来名节真如扫，恸哭空山鸟雀惊。”（《卧龙山人集》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