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醉醺醺的刘季和小弟们走在路上，前面的小弟突然回头对他说，老大，有条大白蛇挡路，咱们往回走吧。

　　刘季借着酒劲，拔剑上前，说：“壮士行路，有何畏惧！”说罢，一剑将蛇斩成两段，大蛇即死，道路畅通。刘季往前走了几里路，若无其事地在道旁倒头就睡。

　　老妇人说，我儿子是白帝之子，化作大蛇当道，今日被赤帝之子斩杀，我才在此哭泣。于是，刘季斩白蛇的事迹火速传开，登上本地“热搜”，吸引了不少“粉丝”。

　　刘季，即汉高祖刘邦。高祖斩白蛇，是其早年广为流传的神异故事之一，目的是加强刘邦的权威，为起兵积聚力量。

　　这个故事有一些值得推敲的细节。比如说，刘邦杀的这条大蛇，身躯庞大到足以挡住道路，应该是某种蟒蛇；深夜啼哭的神秘老妪声称此蛇是白帝之子，此处的“白帝”为上古君王称号，一说指代少昊，赤帝之子杀白帝之子，有天命更替的意思。

　　那么，刘邦为什么偏偏选择用斩蛇来打造人设，而不是上山打老虎？这就不得不提，中国古代蛇文化的影响。历史上，先民对蛇的原始恐惧，催生了独特的蛇文化，很多耳熟能详的故事与之相关。

　　蛇目动物，起源于约1.18亿年前的早白垩纪，那是一个爬行动物辉煌鼎盛的时代。随着恐龙灭绝，爬行动物盛极而衰，有鳞无肢的蛇却作为幸存者，在各个大陆中蜿蜒爬行着寻觅合适的栖息地，历经一次次蜕皮，一次次冬眠，不断繁衍生息，种类日益繁多。

　　当人类的祖先经过直立行走、制造工具、采集狩猎，乃至发展农业、发明文字，开辟出一片天地时，蛇已是这片土地上年代久远的居民。

　　身躯庞大的蟒蛇，栖居于丛林中，体长可长至数米，可以吞食远比自己大的猎物，在生产工具落后的时代，人类往往不敢与之缠斗，只能避而远之。正因如此，斩蛇的刘邦才能被当作勇士传颂，与刘邦斩白蛇类似的故事，还有《搜神记》中的李寄斩蛇、唐代南诏国的段赤城斩蛇。

　　具有毒腺和毒牙的毒蛇，在人的脚下神出鬼没，多少在野外劳作、探索的先民不幸死于蛇毒之下，面对毒蛇咬伤，古人没有解药，只能无助地说：“蝮蛇螯手，壮士解其腕。”故此，蛇被列为“五毒”之一。

　　古代，人们缺少现代医学的治疗条件，饱受蛇之害，对蛇充满恐惧，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古人对蛇的敬畏，发展成一种特殊的蛇崇拜，其中的典型案例，就是伏羲与女娲的传说。

　　伏羲为上古三皇之一，相传，其母华胥氏路过雷泽，踩到巨人脚印，有感而孕，生下伏羲。伏羲成年后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创立八卦，教民结绳，改革嫁娶之礼，为华夏民族做出种种贡献。

　　女娲也是传说中的华夏人文始祖之一，有“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等故事。民族学和民俗学的专家认为，以女娲为代表的原始宗教神话，并非纯粹杜撰，其中含有上古时期母系氏族社会的影子。

　　按照《三家注史记·三皇本纪》等典籍中的记载，伏羲和女娲既是兄妹，也是夫妻，他们一同孕育了华夏民族。这也符合母系氏族社会里，男女自相婚配、繁衍后代的特点。

　　《艺文类聚》卷十一引《帝王世纪》载：“太昊帝庖牺氏（即伏羲），风姓也，蛇身人首。”“女娲氏，亦风姓也，作笙簧，亦蛇身人首。”

　　晋代郭璞注《山海经·大荒西经》曰：“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

　　河南、山东等地的汉代砖墓画，以及新疆出土的绢画等文物中，皆有伏羲女娲图，一般是伏羲在左，手执曲尺，女娲在右，手执圆规，二者皆人首蛇身，交尾而立。

　　在古代，伏羲、女娲是备受崇敬的神话人物，古人却将他们与蛇联系在一起，这大概与上古时期有些部落的图腾崇拜有关。学者范立舟认为，这种“伏羲、女娲形象的出现和流行，是中国古代供奉的蛇图腾的变形”。

　　古人害怕蛇，久之则生敬畏心，乃奉为图腾。到了汉代，伏羲女娲信仰不仅流行于民间，也备受上层人士推崇，汉代王公贵族的墓葬中，有大量伏羲女娲图的文物出土。

　　还有学者认为，伏羲、女娲的人首蛇身形象，也体现了古老的生殖崇拜。古人发现，蛇具有强大的繁殖能力，于是将子孙繁衍的愿望寄托于对蛇的崇拜中，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正是古代生殖崇拜的标志之一。

　　东汉的《风俗通义》记载：“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贫贱者，引绳人也。”

　　这便是后世广为流传的女娲造人的故事。《风俗通义》将女娲生活的年代上推到了天地初开的时候，那时，女娲见地上没有人类，感到寂寞，便将黄土捏聚成团，创造人类，但随着要捏的小人越来越多，工作量越来越大，女娲忙不过来，就将绳子抛入泥中，随手一甩，变成一个个小人，有的小泥人生在富贵家，有的则生于贫贱。

　　《风俗通义》由东汉人所著，但更早的文献表明，远在先秦时，女娲造人的故事便已成型。如屈原在《天问》中写道：“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其大意是，人都是由女娲创造，那女娲又是谁创造的呢？汉代王逸为这一句作注时，特别注明：“女娲人头蛇身。”

　　如今，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的形象究竟始于何时，已经难以考证。闻一多先生曾对此进行研究，并推断，早在伏羲女娲半人半蛇的图像信仰形成之前，必有一个全蛇信仰的时期。

　　神秘莫测的《山海经》中，处处都有蛇文化的象征：九首人面、蛇身面青的相柳；能吃掉大象，三年后才吐出象骨的巴蛇；其状如蛇，而四翼、六目、三足的酸与；兽首蛇身的琴虫；赤首白身，其音如牛的朋蛇……最神奇的，当属《大荒北经》中的烛九阴，这是一条赤色的巨蛇，它不食不寝不息，终日在云端迎接风雨，它睁开眼的时候就是白天，闭上眼睛的时候，就是黑夜。

　　春秋时期，年少的楚人孙叔敖外出游玩，遇到一条长着两个脑袋的怪蛇。孙叔敖心里估计琢磨着，这下惨了。据说，平常人见了这种怪蛇，就会有杀身之祸。

　　但孙叔敖怕归怕，仍不忘为他人着想，自己看到怪蛇惨遭横祸也就算了，总不能让后来的人也这么倒霉吧。这么想着，孙叔敖赶紧拿起石头，对准蛇一阵乱砸，把蛇打死后埋了起来。

　　回到家，孙叔敖哭了起来，和母亲讲起这段经历。孙母却说，我听说暗中助人的人一定会有善报，你不会就这么死掉的。于是，象征死亡的怪蛇不再缠绕孙叔敖的内心。孙叔敖长大后，成为楚国令尹，深得民心，“未治而国人信其仁也”。

　　《后汉书》记载，东汉末年的经学家郑玄晚年做了一个噩梦，梦见孔子对他说：“起，起，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巳。”此前，王充的《论衡》已有十二生肖的详细记载，其中，“巳，火也，其禽蛇也”，故孔子在梦里对郑玄说的是，今年龙年，明年蛇年，乍一听不知所云。

　　汉代谶纬之说盛行，郑玄醒来后，便以谶推之，算出“蛇”所象征的，是死亡，自知命不久矣。不久后，74岁的郑玄卷入曹操和袁绍的官渡大战，袁绍为了争取士人支持，强迫郑玄随军，郑玄只好抱病而行，一路上颠沛流离，不久后便病重去世，临死之前，他还在注释《周易》。

　　《搜神记》《后汉书》等古籍，记载东汉名医华佗治病的故事时，也有“人体出蛇”的奇异说法。

　　《后汉书》载，华佗有一次在路边遇到一个病人患有“咽塞”之症，即喉咙梗塞，呼吸不畅，华佗便给他开了药。那人服用药后，竟“立吐一蛇”，病好了后，就将蛇悬挂于车上，在路边等待华佗，想要感谢其恩情。

　　此时，华佗的小儿子遇到这名患者，见蛇悬车上，就说车上有此物，必定是见过我父亲了，于是请他到家中。客人一进门，就看到北面的墙壁上悬挂着十多条蛇，这才知道华佗的医术高明。

　　志怪小说集《搜神记》中的故事则更加离奇，说华佗曾为河内太守之女医治其左膝上一处患了七八年的毒疮，有像蛇一样的东西从疮中冒出来，便以铁椎横贯蛇头，取出了一条长三尺许的“蛇”。

　　此处的“蛇”，比喻疾病因由，将其排出体外，病情就得到控制，古人对很多病因并没有科学的认识，于是在记载时以“蛇”来代替，这也说明了古人对“蛇厄”的畏惧。

　　前文说到，伏羲、女娲的人首蛇身形象有生殖崇拜的象征，但到唐宋以后，随着各种宗教信仰的活跃，原始的伏羲、女娲崇拜逐渐衰落。

　　宋代洪迈《夷坚志》载：“蛇最能为妖，化形魅人，传记多载。”洪迈在书中收录了多宗蛇缠绕妇女，行之事的事件。

　　若以现代人的视角来看，这可能是从蟒蛇捕食的习惯演变而来，蟒蛇在捕杀比自己身体大的猎物时，一般会狠狠地缠住对方，并测量猎物的大小，以便吞食。但在古人眼里，竟成了蛇在调戏妇女。

　　唐宋时的志怪故事《李黄》，被认为是《白蛇传》的源头之一。在这个故事中，蛇化作女性的形象，利用美色残害男性。

　　用网上的话说，李黄颇有“魏武遗风”，色胆包天地追求妇人。白衣妇人对李黄说，她家中还欠着三十千钱的债，只要李黄愿意出这个钱，她愿追随左右。

　　李黄是个官二代，三十千钱自然不在话下，将钱取来后，便与妇人饮酒作乐，三日后才回家。一回到家，李黄身体就不太对劲，感觉自己快要被融化了，没过多久，全身竟化为血水，“唯有头存”。家仆赶到那白衣妇人的居所，却只见一处空园，院中只有一棵皂荚树，当地人传言，常有大白蛇栖于树下，这才知道，李黄是被蛇妖所害。

　　即便是在明清时期的《白蛇传》中，蛇妖与人的爱情一开始也不被世俗接受。明代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故事中，白蛇化身的白娘子爱上了许宣（许仙），却因蛇妖的身份被识破，被禅师收于钵盂之内，砌成一塔。

　　在这个版本的故事中，许宣的表现可谓令人寒心，他见娘子被镇雷峰塔后，不是设法营救，而是四处化缘，将宝塔加盖成七层，可见其只是一个迂腐男性形象，经不住，被戳穿真相后又对白蛇落井下石。这实际上迎合了世人对蛇的极度恐惧。

　　后来，《白蛇传》经过改编，白蛇与许宣的感情有了更细腻的刻画，二者变得忠贞不渝，才演变成现在广为接受的反抗压迫、歌颂爱情的故事。由此可见，蛇所象征的性恐惧，曾深刻影响文学故事的叙述。

　　千百年来，在蛇文化的漫长演变历程中，古人一边保持着对蛇的敬畏，一边不断克服对蛇的恐惧，尤其是在发现蛇的妙用之后，更是鼓足勇气，向蛇发起挑战。

　　中国人较早开始研究蛇的药用价值，从《神农本草经》到《本草纲目》，都有以蛇入药的记载，蛇胆、蛇肉、蛇血、蛇皮、蛇骨、蛇油等，各有其作用。如今，我国南方的部分地区，还保留着食用蛇肉的习惯。而在现代医学中，蛇吐的毒液可制成抗毒的血清注射剂。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被贬永州（在今湖南）时，曾目睹当地捕蛇者的遭遇。当时，永州的野外出产一种黑白相间的毒蛇，人只要被它咬伤，就无力回天，但是如果将它捉住，风干后做成药饵，就可以用来治病。朝廷规定每年征收两次蛇，捕蛇者可以免除赋税，永州人争着去干这个差事。

　　有个姓蒋的捕蛇者遇到柳宗元，跟他聊起往事。捕蛇者说，我的祖父死在捕蛇上，父亲也是，我已经是家里第三代捕蛇人了，干这件差事十二年，也好几次险些丧命。

　　柳宗元见他神色凄凉，很是怜悯，就对捕蛇者说：“你怨恨这件差事吗？我可以告诉管这件事的官吏，让他们更换你的工作，恢复你的租赋，你看怎么样？”

　　捕蛇者听后更加悲伤，说：“大人想要可怜我吗？可是您哪里知道，我做这件事的不幸，还远远比不上恢复租赋的不幸啊！”

　　接着，蒋姓捕蛇者告诉柳宗元，此地原来还有多户乡邻，他们都是靠耕田为生，为了交昂贵的租赋，只能拿出地里所有的粮食，交上家里所有的收入，结果，每天担惊受怕，忍饥挨饿。现在住在这里的农户所剩无几，不是冻饿死了，就是迁徙走了，而捕蛇者每年只需要冒两次生命危险去捉蛇，哪怕是因捕蛇而死，也比那些饿死的乡邻活得久。

　　柳宗元听完捕蛇者的讲述，感叹道，横征暴敛的毒害，竟然比毒蛇更加凶猛，不禁想起孔子的那句话：“苛政猛于虎也。”

　　范立舟：《伏羲、女娲神话与中国古代蛇崇拜》，《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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