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建筑史家、东京大学教授，同时也是工学博士。1910年始，他和常盘大定以佛教寺院古建筑为目标，在中国做了五次调查，合著《中国佛教史迹》。关野贞还与伊东忠太、冢本靖等人对中国各地的著名历史建筑进行走访、研究、拍照，出版《中国建筑图集》，汇集300多幅中国建筑照片。

　　1930年，关野贞在驱车前往清东陵，路过蓟县县城时，关野贞从车窗往外一瞥之下看到一座古建筑的山门，顿觉不凡，认定山门乃是辽代建筑。他叫司机停车，下车走近建筑，虽有砖墙阻隔视线，但仍看到山门后面的四坡屋顶，这再次证实了他的猜测。因为还要去清东陵考察，关野贞只匆匆拍下一张照片便离去。

　　1931年，梁思成的好友、基泰工程司建筑师杨廷宝路过北京鼓楼，看到鼓楼正在办展览，一楼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大照片，图片说明写着“蓟县独乐寺”。这张照片的摄影者正是关野贞。回去后，杨廷宝向梁思成说起这张照片。梁思成立即跑去鼓楼观看。照片中的巨大斗拱，让他猜想这也许是一幢很久以前的建筑。

　　一年后，梁思成到独乐寺调查的计划终于成行了。他借来野外考察仪器，与弟弟梁思达和营造学社的一位同仁一起乘长途汽车前往蓟县，对古寺进行测绘。他们登顶攀檐，记下各部位的特征，丈量每个斗拱的尺寸，绘制了外形与内部结构的全套图纸，拍摄了大量照片，访问了当地的老人。

　　依据调查测绘的资料，梁思成在林徽因协助下，撰写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载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二期“独乐寺专号”。该文共4000多字，全面介绍独乐寺，并提出应如何保护的问题。

　　梁思成称：“独乐寺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实研究中国建筑蜕变之重要资料，罕有之宝物也。”他认为“寺之创立，至迟亦在唐初”“观音阁及山门皆辽圣宗统和二年重建，去今（民国二十一年）已有948年，盖我国木建筑中已发现之最古者”。

　　在梁思成初探独乐寺八十多年后，今天让老猪带大家一睹这个古物的惊奇，道尽这古刹的玄妙。

　　梁思成认为，观音阁及山门最大之特征,而在形制上最重要之点,则为其与敦煌壁画中所见唐代建筑之相似也。壁画所见殿阁,或单层或重层,檐出如翼,斗栱雄大。而阁及门所呈现象,与清式建筑固迥然不同,与宋式亦大异,而与唐式则极相似。熟悉敦煌壁画中净土图者,若骤见此阁,必疑身之已入西方极乐世界矣。

　　山门建筑在一个代矮的台阶上，坐北朝南，侧角明显；斗拱雄大，布置疏朗，高度约为柱高之半;屋顶为五脊四坡形，古称“四阿大顶”。

　　山门内，前面两个稍间有两尊天王塑像，是辽代彩塑珍品。塑像与山门空间安排表里相形益彰。

　　檐出深远而曲缓，檐角如飞翼。使建筑物庄重而高昂，表现出了中国建筑特有的艺术效果。

　　山门正脊的鸱吻造型生动古朴，两端的鸱吻鱼尾翅转向内，与明、清寺院建筑的大吻龙尾翻转向外不相同，是中国现存古建筑中年代最早的鸱尾实物。

　　那么问题来了，独乐寺的历史研究价值究竟体现在哪些地方？这座千年古刹究竟牛在哪儿？

　　观音阁面阔五间，进深四间，阁上匾额“观音之阁”是唐朝大诗人李白52岁北游幽州时题写。观音阁主体是一座三层木结构楼阁，第二层是暗室，所以看上去只有两层。阁高23米，中间腰檐和平坐栏杆环绕。整个楼阁集中国木结构建筑之大成，有28根立柱，梁柱斗枋数以千计，繁简各异，显示出辽代木结构建筑的成熟技术。

　　关于独乐寺的名字。老百姓口传有一个有趣的来历：传说安禄山起兵叛唐，安史之乱，在此誓师，因他想做皇帝，“思独乐而不与民同乐”而得寺名。古寺建于唐贞观十年，辽统和二年（公元984年）重建。

　　这种传说并不是空穴来风，至少独乐寺和安禄山是有关系的，近代从观音阁使用的移用木构件的碳十四测年（树轮校正）结果看，似乎在唐代两个重要时期即“安史之乱”和“会昌灭佛”前后，观音阁也分别有一次维修。

　　开讲：李白是一名远近闻名的“仙人”，四处旅游，据说他必须靠喝酒才可以做出佳作，说白了就是酒蒙子，有一天，来到大蓟州游玩，独乐寺主持请他写一个匾“，他愉快地答应了，但规矩你懂的先来两坛酒意思一下，等喝爽了喝high了，便开始泼墨挥毫，一气呵成‘’观音之阁‘’大匾额。

　　但是等到挂匾之日，大家却惊奇的发现，匾额上的“之”字少了一个点，所以人们纷纷议论起来，只见李太白不慌不忙地喝道：“上酒！”他又把两坛子的酒又干光了，只见他朗朗跄跄地走到了大匾下面，准备点“点”，可没成想，他却一松手，把笔扔了出去，笔头正好点在了“之”的上面，神了，竟然不偏不倚，给“之”字补上一点，恰到好处。这就是“李白飞笔点‘之’字”的一段佳话。

　　观音阁的二十八根立柱，做里外两圈升起，用梁桁斗拱联结成一个整体，赋予建筑巨大的抗震能力。斗拱繁简各异，共计24种，152朵，使建筑既庄严凝重，又挺拔轩昂。三层楼阁，中间做成暗层，省去一层瓦檐，避免了拥簇之感，暗层处里外修回转平台，供认礼佛和凭栏远眺

　　观音阁之柱，权衡颇肥短，较清式所呈现象为稳固。至于阁之上中二层，柱虽更短，而径不改，故知其长与径，不相牵制，不若清式之有一定比例。此外柱头削作圆形，柱身微侧向内，皆为可注意之特征。

　　斗拱者，中国建筑所特有之结构构制度也。其功用在梁枋等与柱间之过渡及联络，盖以结构部分而富有装饰性者。其在中国建筑上所占之地位，犹order之于希腊罗马建筑；斗拱之变化，谓为中国建筑制度之变化，亦未尝不可，犹order之影响欧洲建筑，至为重大。

　　唐宋建筑之斗以结构为主要功用，雄大坚实，庄严不苟。明清以后，斗拱渐失其原来功用，日趋弱小纤巧，每每数十攒排列檐下，几成纯粹装饰品，其退化程度，已陷井底，不复能下矣。观音阁山门之斗拱，高约柱高一半以上，全高三分之一，较之清式斗拱——合柱高四分或五分之一，全高六分之一者，其轻重自可不言而喻。而其结构，与清式宋式皆不同；而种别之多，尤为后世所不见。盖古之用斗拱，辄视其机能而异其形制，其结构实为一种有机的，有理的结合。如观音阁斗拱，或承檐，或承平坐，或承梁枋，或在柱头，或转角，或补间，内外上下，各各不同，条理井然。各攒斗拱，皆可作建筑逻辑之典型。都凡二十四种，聚于一阁，诚可谓集斗拱之大成者矣!

　　观音阁及山门最大之特征，而在形制上最重要之点，就是和敦煌壁画中所见唐代建筑非常相似。

　　独乐寺观音阁 许多关键的特征都与大同华严寺、 善化寺诸建筑以及应县木塔极为相似。

　　当年为了断代。参考了“辽代建筑中所知年代最正确者”薄伽教藏 ( 及其殿内的壁藏 ) 相比 :

　　正门咸丰皇帝御笔‘’具足圆成‘’别字匾额。事后看这个皇帝学艺不精，屡屡犯错。因为后面还有一个匾也写错了，梁先生曾亲自撰写《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二期）“独乐寺专号”，在解释这个“具足圆成”时，梁先生认为，“具足”是佛家语，“圆成”不是佛语，应为“具足圆通”。

　　抬头可见一尊十一面观音像。观音面容丰润、慈祥，两肩下垂，躯干微微前倾，仪态端庄，似动非动。像高16.08米，是中国现存最高的彩色泥塑。形体高大的观音，矗立在大殿中央的须弥座上，直入顶层覆斗形的八角藻井之中，颇有一种慑人心魄的威力。

　　观音阁内以观音塑像为中心，四周列柱两排，柱上置斗拱，斗拱上架梁枋，其上再立木柱、斗拱和梁枋，将内部分成三层，使人们能从不同的高度瞻仰佛容；梁枋绕像而设，中部形成天井，上下贯通，容纳像身，像顶覆以斗八藻井，整个内部空间都和佛像紧密结合在一起。

　　观音像慈目低垂，面露微笑，亲近如在人间。为显示观音法力高强，塑造者在观音头顶上又塑出十个小观音，所以又有“十一面观音”之称。观音的两侧侍立着两尊菩萨，面目丰润，姿态优美，和唐代仕女画一脉相承。

　　其间配以云状花纹图案，使群像好似扶摇于云海之中。但这个倒坐观音和我探访过的正定隆兴寺相差甚远。

　　观音阁四壁的五彩缤纷的壁画，但今天能看到这个壁画也是经历一番周折。当年这些壁画都被无意中隐藏起来了。据当年梁思成考证：“这里面有明代重绘的壁画，后被人用灰给抹上了。乾隆的‘梵宇久凋零，落色源流画’的诗句可为佐证。”后来，正是根据他大胆的假设指点，才剥揭出包括十六罗汉和二明王在内的巨幅壁画。随后，梁思成组织了清华大学建筑系的15名学生，由文化部古建研究室主任祁英涛率领到独乐寺测绘。梁思成进行具体指导。他亲自审看测绘的每一件图纸和照片，高兴地说：“总算了却一桩心愿。”

　　开讲：相传乾隆当皇帝之前就多次来过独乐寺，并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乾隆十八年，便在观音阁东北处大兴土木，建造行宫，以便谒陵游玩时驻跸。一天中午，乾隆在行宫看书，迷迷糊糊睡着了，忽然看见观音阁东北屋檐倾斜下落，直向行宫砸下，他大呼救命，猛然惊醒，原来是一场噩梦，但乾隆却忐忑不安，想是在佛门圣地动土建行宫，有违天意？为弥补对菩萨的惊动，消灾免难，决定大修独乐寺，特别是在观音阁檐角下支顶了八根擎檐柱，在心理上减少了大阁对行宫的威胁。

　　显示出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动而不损，摇而不坠的高超技艺和妙绝天工的设计水平。

　　组成部分为：外观、平面、台基及月台、柱及柱础、斗拱、天花、梁枋、角梁、举架、椽、两际、瓦、墙壁、门窗、地板、栏杆、楼梯、彩画、塑像及须弥坛、匾等20小节。

　　独乐寺这座建筑“实为无上国宝”，但过去“中国则无人知其价值”。上个世纪30年代梁先生来测绘时，对建筑的破损非常担心，当时“门窗已无，顶盖已漏”。先生说：“若不早修葺，则数十年后乃至数年后，阁门皆将倾圮，此千年国宝，行将与建章阿房，同其运命，而成史上陈迹”。

　　对于这样精美的古建，梁先生说：“首先须引起社会注意，使知建筑在文化上之价值，使知阁门在中国文化史上及中国建筑史上价值，是为保护之治本办法。而此种之认识及觉悟，固非朝夕所能奏效，其根本乃在人民教育程度之提高，个人觉得能给古建做宣传，也是为普及之价值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盛开的紫藤花在古寺的掩映下，更加美丽。谈到如何保护时，非营造师一人所能为力。故目前最重要问题，乃在保持阁门现状，不使再加毁坏，实一技术问题。”梁先生又说：“木架建筑法劲敌有二，水火是也。水使木朽，其破坏率缓；火则无情，一炬即成焦土。今阁及山门顶瓦已多处破裂，浸漏殊甚，椽檩已有多处呈开始腐朽状态。不数年间，则椽檩将折，大厦将颓。故目前第一急务，即在屋瓦之翻盖。他部可以缓修，而瓦则刻不容缓，此保护现状最重要之第一步也。”

　　终于在98年，经过各方面努力，采取“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维修，保持了“原形制、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圆满完成千年第一大拆修。千年古物焕然一新。相对于辽代大木作山门和观音阁。剩下的部分基本都是明清建造，本次不做详细的解说了，用照片给大家大致了解一下。

　　韦驮原为古印度婆罗门教天部神，在佛涅盘时，捷疾鬼盗取佛牙一双，韦驮急追取回，后来便成为佛教中的护卫天神。亭内韦驮像，身着盔甲，表情肃穆，双手合十，据说韦驮的不同姿势对于行脚僧而言有着不同的意义，只要看见寺内的韦驮像双手合掌，表示寺庙里欢迎，路过和尚尽可大摇大摆进去，白吃白住；要是握杵拄地，表示寺庙不欢迎挂单和尚。

　　在后面是报恩院，前文说咸丰皇帝错字连篇，这里还有一个实例。注意看报恩院的匾额。

　　咸丰八年（1859年）仲秋，咸丰皇帝驾临独乐寺，应本寺方丈之请，为四合院题写“报恩院”。

　　是的，这哥们又写错字了，院字少一横。但丫特会找补。咸丰明知写错，又不好承认错了，那样太失面子了。正在众人疑惑时，咸丰开了金口，说人啊要知恩图报，佛家说要报四重恩：佛恩、父母恩、众生恩、国土恩，太多了，这恩一生是报不完的，所以“完”字的笔画不能写全。“报恩”二字在此有二层含义：自乾隆十八年后，独乐寺被辟为皇家禁地，本寺方丈皆为御封，报答皇恩，此为一义，二者：佛弟子怀恩四海，“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四重恩，即：佛恩、父母恩、众生恩、国土恩。

　　独乐寺行宫，建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又称乾隆行宫，是清代皇帝去东陵谒陵途中小憩的地方，也是天津地区仅存的一处行宫。

　　乾隆之后的皇帝都来过独乐寺行宫，并留下了大量赞美独乐寺的诗篇，辑录了12首清帝即兴之作并刻碑于走廊上。乾隆御笔碑刻，共28块，诗文107篇，是乾隆皇帝临摹王羲之、颜真卿、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赵孟頫、董其昌、文征明、唐寅等名人书法，行草楷不同、大小字不等，或粗犷苍劲，或圆润秀丽，不仅是乾隆皇帝的书法真迹，而且是历代书法大家作品的汇集，弥足珍贵。

　　如今独乐寺两千年古建筑，以其独特的建筑艺术而名扬四海，梁思成先生测绘留下的珍贵技术史料，成为许多中外大学建筑系的教材，独乐寺能有今天的辉煌，在重建一千多年的日子里，我们不能忘记它的发现、传播者梁思成先生，他是独乐寺研究的奠基人，是独乐寺的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