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地俗谚有云《云南十八怪》者，其中一“怪”叫“铁路不通国内通国外”。云南偏居西南边陲，交通闭塞，所谓“不通国内”而“通国外”的铁路，系指100年前修筑竣工的“滇越铁路”。

　　滇越铁路北起昆明，经边境小城河口出境，南至越南海防，全长共855公里，其中云南段466公里。铁路自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筹建开工，至宣统二年（1910年）竣工通车，历时凡9年。如果从1897年法属印度支那总督杜梅派邦勒甘以考察地理为名对该线路暗施踏勘，继而法国议会私自通过修建滇越铁路法令算起，实际用时就更长了。参与修路的劳工苦力，除了云南土籍外，还有从河北、山东、广东、广西、福建、四川、浙江等省招募而来者，总数不下二三十万，由于劳动、生活条件极端恶劣，劳累、工程事故、病疫，尤其是监工虐待、折磨致死者近8万人（一说12000人），被人形容为“一颗道钉一滴血，一根枕木一条命”。工程之浩繁、艰难乃至残酷，可见一斑。有人将滇越铁路和当时先后建成的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并称为“世界三大工程奇迹”，其言实不为过。

　　滇越铁路的建成，对于改善云南边地交通运输的落后状况，无疑产生了极大推动。晚清任职浙江提学使的云南籍经济特科状元袁嘉谷，第一次乘火车沿通车仅半年的滇越铁路还乡，曾作诗一首赞叹：“山川依旧物已非，云岭横贯大动脉。二月行程一旬度，万里雄关亟相随。”

　　交通便利带给边陲旧地的变化是巨大的。各色新奇洋货：从罐头、手表、缝纫机到电灯、电话、自来水，还有西式建筑，都陆续登陆昆明；西装革履、脱帽、握手渐成时尚；喝咖啡、泡酒吧蔚然市井新潮；新式学堂开始普及，女童亦可入学受教……滇越铁路通车10余年间，昆明新张的酒店、洋行多达三四十余家，一时声望之隆，人称“堪比香港”。

　　与此同时发生的，是法国人利用滇越铁路操纵云南金融、邮政和电讯，大量攫取云南资源，尤以大锡一类有色金属为最。史载，通车头10年，滇越铁路每年运输量达64万余吨（其中个旧大锡一项为23万吨），法国滇越铁路公司仅收取运费一项便达数百万元，还常以各种借口以停运相挟，一再增加进出口货物过境费用，让中国商民备受盘剥。其时有法人柏顿来滇考察，曾如是说：“滇越铁路不独使云南全省商务为法人所掌握，而云南政府也在巴黎政府掌握之中。”

　　这确是一条关乎国家经济乃至政治利益的命脉之线，从筹建到通车，两个国家、两种民族、两种文明无时不发生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伦理上的激烈冲突，甚至引爆了大大小小多次暴力对抗。1910年3月31日滇越铁路全线通车，盛典举行之日，云南辛亥革命元老、时任清府训练新军的云南陆军讲武堂总办李根源先生，曾召全校学生集会，控诉列强横蛮，声讨清庭腐朽没落，动情处，声泪俱下，学员感愤，满场一片痛哭。李道：“法国今天将滇越铁路修抵昆明。我们国家不惟修不起铁路，甚至将国家主权拱手送给外国人。我等军人，有守土之责，大家应努力学习，将来誓必雪此耻辱”，随后亲率学员，身着便衣，高唱《云南男儿》歌，赴车站抗议，歌词云：“勉哉云南男儿，汽笛一声，金碧变色，大好河山谁是主？倒挽狂浪中流砥柱，好男儿，磨砺以需，兴亡责，共相负……”滇地百姓对洋人洋事之抵触反感，荦然可见。面对民众非议，被云南人引为骄傲的状元袁嘉谷亦深感无奈，题诗哀叹：“新生事物多折难，说三道四两极反。”

　　《宣言》这样描写十九世纪的经济秩序：“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趋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们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他们“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资产阶级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自战争始，殖民主义者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天朝封闭的大门，“洋鬼子”要将他们的“商品”在中国大规模落户，变得急不可耐且日益横蛮。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剧烈碰撞、冲突与融合，势必更加公开、激烈和残酷。100年后，已然停运，默默卧躺在云南高原群山中的滇越铁路，正是这样一具极具历史价值的工业尸体，值得认真解剖。

　　先说法国。肇始于18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历来被人称为“大革命”。其所以“大”，除了参与人数之广、对社会生活影响之深，几乎无任何国家事件可比，而动乱时间更是尤其长：从1789年“第三等级”攻打巴士底狱开始，经历了两次复辟、两次帝国和三次共和国。1871年，著名的巴黎公社被，约20000人被处决、7500人被监禁、流放，数千人逃亡（流放者和逃亡者于1880年方获得政府特赦）……法兰西正是以如此惨重代价，结束了几乎将近100年的动荡，用列宁的线世纪欧洲的历史，都是在法国革命的影子下走过的”。有关法国大革命的文献卷牒浩繁，随处可见壮怀激烈的理想、献身、广场政治和街垒厮杀。其景壮美则壮美矣，可是这样的折腾是任何国家都难以忍受的。到巴黎公社流产，早已疲惫不堪的法国终于赢来了几十年和平喘息之机。其时，西方列强正处于经济大发展、在全球疯狂抢夺殖民地的狂潮之中。史载，19世纪开始，法国经济发展曾居西方第二，仅次于英国，到世纪末，已位列英、德、美之后，跌入第四位。骄傲的法兰西民族必须争分夺秒，聚集心力参与这场瓜分殖民地的盛宴。用我们中国人曾经的习惯语言来说，就是“要把动乱损失的时间夺回来”。

　　1881年，巴黎公社失败及第三共和国成立后第十个年头，法军侵占突尼斯，接下来，侵占马达加斯加，接下来，西非，摩洛哥……而远在亚洲的这只“中国肥羊”，殖民者本来垂涎既久，尤其对于英帝国在华大发横财，更是十分眼热。1883年，法兵攻袭河内，迫使越南阮氏王朝缔结《法越和亲条约》，取得了对越南北部的“保护权”，入侵中国西南腹地已然水到渠成。《法国领事任期内东京与中国事务》一文说“一些报刊杂志载文吹嘘这块土地之富有，当年好像仅有马可·波罗来过。最著名的报纸也刊载了不可否认的证词，其中就有领事埃米尔·罗谢、著名旅行家莫雷斯侯爵”，文章说，莫雷斯还在1890年写了一本书《为了渗透中国》，“该书成为法国政治家们的必备书，因为他们想实现这一理想” ，莫雷斯提出“修建一条铁路，作为‘联系印度支那与中国两大板块的连接线’”。当时的外交部长加布里埃对于此构思“颇为满意”。他们的目的不言自明，就是要以越南为基地，进一步打开通向中国西南地区的大门，将中国两广和云南纳入法国的势力范围。以上引文均摘自法国驻昆明总领事的书信。

　　整个法兰西都处于攫取财富的亢奋与不安之中。以金钱为导向的经济起飞，注定催生政权的整体贪腐、公民道德的整体堕落和社会的整体不公。从第三共和国成立的1871年到1903年的31年间，国家上层：保皇党、激进党、军人、机会主义……各种派别的政治庸医轮番上位，先后更替了9任总统。受贿、腐败、丑闻不断，最有名、有史可查的大案，便有“布朗热事件”“巴拿马丑剧”和“弗雷得案件” ①，就整体社会而言，这又是一个是需要淘金者而出现淘金者、需要冒险家而出现冒险家的时代，这些淘金者和冒险家中，不少是在国内竞争中的失意者。他们因应殖民政策，以现代文明的代表自诩，虽然除了迷信武力征服，他们对异族文明一窍不通，却满脑子敌意、傲慢与偏见。时任法国驻云南总领事的奥古斯特·弗朗索瓦在他的回忆录中写过这样一件事：在开往印度支那的、“人满为患”的大型邮轮“梅尔布尔内”号上，奉法政府之命前来就任安南总监的殖民官保尔·贝尔的皮箱里塞满4000多名求职者的申请，其中3000多是小学老师。这些谋职者中还有“既没有工厂也没有原材料、而且百事不做”的“工业家”，甚至“在法国找不到饭吃的蹩脚演员”，也赶来印度支那“上演《科纳维尔的敲钟人》和《修道院的剑客》”。

　　我们需要说明，为数不少的传教士到远东来，时间比这要早些。《新约·马可福音》还在1000年前便号召信徒：“你们要到世界各地去，向全人类传福音。”但事实是，直到1840年大英帝国的炮火轰开天朝大门，成批的基督徒才得以乘着战争消散未尽的硝烟，走进了这个陌生而神秘的国度，包括云南这遥远的“蛮荒之地”。他们虽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侵略者”，其中不少具有宗教良知者，甚至非常反感祖国的炮舰在别人的江河横冲直撞，并在事实上，为中国深山野地里贫穷无助的中国人行过不少善举。但是我们很快会看到，作为同胞、侨民，在殖民侵略大的背景下，他们不管自愿还是违心，被裹挟其中，和自己的同胞抱团取暖，甚至为虎作伥，自然也就不能不在冲突中遭遇中国人的仇恨，甚至攻击。

　　我们还需要说明，工业文明带来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的精神堕落，也让不少生性浪漫并曾经极富理想主义的法国人深感失望，他们对于中国这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净土，充满向往。担任法国驻福州总领事达15年的诗人、剧作家保罗·克罗戴尔就是其中之一。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国已经患上了“精神上的现代病”，对于拜金主义造成的社会污染深感厌倦，企图来中国寻找纯净的生活和“精神的故乡”。

　　总之，等到壮丽的大革命终于烟消火灭，等到人们不再关注曾经激荡心中的理想、广场的呐喊和战场的枪炮，等到他们只一门心思关注自己的口袋和他人的钱包，于是法兰西大地上为攫取财富而彼此敌视的群狼，都不约而同地把贪婪的目光对准了东方，对准了中国，对准了云南。

　　1884年，中法战争开场。爱国将领冯子材在镇南关（今“友谊关”）大败法国侵略军。云贵总督岑毓英亦取得宣光及临洮大捷。这本是清廷挣回脸面难得的一大机会，可是这一次，朝廷偏偏急令撤军，并习惯性地与法国殖民者又签了一纸屈辱条约。关于这个不可理喻的做派有两种说法：民间的说法是中国通讯落后，技不如人，等到“八百里加急红旗捷报”驿马接力，送报京师，法方的电报早就到了北京使馆，而法人则沿袭老办法，对清廷一番讹诈，吓得早患了“逢洋必败”恐惧症的清廷官员以为此仗又败无疑，于是抓紧求和；另一种说法也许更准确：已经习惯于在列强之间搞平衡的清政府，企图利用这一次侥幸的胜利作为筹码，主动向法国乞和以减少赔款。法国开出的谈判条件，是要中国“赔偿”战争损失25亿法郎。若中国不予“赔偿”，“必须给予别项，即或中国允由东京（即今越南河内——笔者注）至滇省添造铁路，并允于滇省通商所造铁路之费，中国应行襄助，按每年须还本国造铁路之费，还至三十年为期……如不了办……总要兵至北京”。经反复折冲，1885年6月，由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订立《越南条约》了事。条约第七款规定：“彼此言明，日后若中国酌拟创造铁路时，中国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

　　与法国此约签订后10年，又逢中国甲午惨败，法国借口“三国（指法、俄、德三国）干涉（日本）还辽”有功，再向清政府勒索报偿，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法续议界务商务专条附章》，“附章”第五款规定：“至越南之铁路，或已成者，或日后拟添者，彼此议定，可由两国酌商，妥订办法，接至中国界内。”

　　1897年6月，法国再次就“自东京至云南府之铁路由法国筑造”一事向清政府要求“补偿”。清府唯唯谨复：“允准自越南交界起，由百色河一带或红河上游一带，修造铁路，以达省城，应由中国渐次察勘办理。”次年3月，法国驻华公使吕班据此向清廷再次面递照会，要求“从越南往云南省城修造铁路一道”。法国外交部还通过清政府驻法公使庆常向清廷转达法国议会警告：如中国不答应上述要求，必“派舰重办”。清政府复照：对法方要求，予以“允准”。

　　这样，中法最终于1903年签订《中法会订滇越铁路章程》，法国随即派人来到云南土地上正式踏勘路线，绘制蓝图，并正式成立滇越铁路法国公司。

　　弱肉强食原则支配的世界秩序，只讲“零和博弈”，只有征服与被征服、铁锤和铁砧，狼和羊羔。

　　中国历来自诩天朝上国，其余均属夷狄蛮邦。战争败绩，国门洞开，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老大帝国风雨飘摇，方寸大乱。只是，西方人最无法摧毁、恰恰也最为头疼的，依旧是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及以儒家伦理为核心、数千年形成并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一个极端虔诚的英国传教士名叫柏格理的，1887年只身来云南布道传教，阅读他的日记，我们至今还能感觉他风雨奔走、漂泊异乡的顽强及终日辛劳，却无人皈依，还被人追击、殴打和嘲笑的无奈。虽然他一再真诚表白“我们在这里不是政治代理人，不是探险家”，只是想“打破偏见，消除迷信，传布福音”，但骄傲的中国人对他的回答却是：“为什么耶稣只去你们那种小国而不到我们这个大国？”来华辗转5年，他才终于感悟了：他正“生活在两种文明中：一种即在他的眼前（指汉文化植根的城市——笔者注）：古老而自我陶醉，另一种隐藏于深山，天然而蒙昧”。从此他将身心整个儿投入滇黔交界的荒蛮山区，这才渐渐取得了他所期望的进展。聚居城市的汉文化区域，广大群众始终对于夷狄之邦嗤之以鼻，虽然国家屡屡战败，他们实际利益大受伤害，但精神上的反弹却更为强烈，这种盲目的家国情结，曾在很长时间掩盖了他们对当局的仇恨。

　　腐败无能、气数将尽的清朝廷看准这一点，以为民心可用，相信强大的、无知的民粹精神和愚蠢的民间巫术可以帮助其挽回败局：这就闹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义和团”运动，他们妄图用一道纸糊的长城来抵御虎狼袭击：结果可想而知。

　　万里之外的云南，被滇越铁路修建所挑动起的“反洋”“排外”仇恨早已勃勃发酵。资料记载，义和团事件的前一年就发生过彝族义民杨自元率众攻打法领馆、蒙自海关、火烧税务司署的暴力骚乱；在昆明圆通寺八角亭，也发生了市民驱赶法国铁路勘测员、用品和测量图纸的群体闹事。如今有慈禧太后老佛爷煽情，偏居边地的云南要闹一个“义和团”的南方版本——昆明教案——就顺理成章了。时间也是1900年初。事件的直接导火线，则是由一个叫方苏雅的法国人点燃的。

　　方苏雅原名奥古斯特·弗朗索瓦。1896年，方在广西龙州任法国领事时和广西提督苏元春交上了朋友。苏将军便给他取了这样一个音义俱佳的中文名，还给他赠刻了一方中国印。方苏雅非常喜欢穿色彩斑斓的中国官服拍照，照片中高翘的胡子和冷酷的眼神，足够让人感受到殖民者的傲慢和盛气凌人，而他自己，则喜欢不无得意地人前炫耀，说他的东方官服照“不算好创意。如果让我的胡子出现在西装领口之上，确能增添威严。而给这张照片增添的偏偏是喜剧性，如果在马戏团演出，准会获得疯狂喝彩”。

　　在参加修路的法国人眼里，方苏稚“是一个专断而刚毅的人，他敢于与对抗，并将寄居云南的法国侨民武装起来”的胆大妄为之徒。1899年，清政府既已“允准”法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修建铁路，自然需要一个敢作敢为的殖民官来具体操刀了，于是方被选中。是年10月，42岁的方苏雅带着发明不久的7部干片相机和大量玻璃干片，从龙州调来昆明担任总领事。

　　方苏雅为何要带如此大量的玻璃干片履职？或因筑路搜集资料所需？或因其个人有此新潮雅兴？无论原因如何，一件有趣的事情却由此发生：上世纪90年代，云南民间收藏家殷晓俊、罗庆昌来到法国昂热地区乡下方苏雅故居，在地下室找到了数百张保留完整的、1900年前后中国云南原汁原味的自然和社会影像，殷、罗二人花巨资将其购回。于是，殖民者这偶然的业外兴致，让中国人和研究者得以看到尘封了整整100年的中国社会原始的图像，实在不失为一大幸事。这是题外的话。

　　根据方苏雅的日记记录，来昆履职后曾返回越南述职，1900年5月再度返回昆明，正值义和团在北方闹得热火朝天。方苏雅在给朋友的信中如是说：“据说，他们……只讲‘杀尽西洋鬼子’。所以我极其担心他们会把那些愚蠢的老百姓煽动起来整我们……”“在中国，想要不动拳头，须得首先炫耀一番你手臂上强壮的肌肉……我弄来一批，以便在必要时能组织起一支自卫队伍。”

　　方苏雅将30多条作为外交物件装箱随运，此举在滇南蒙自海关通关时即引起了当局暗中注意。行李刚进昆明，旋被南门厘金局悉数扣压。方苏雅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表述：“我立即明白了这是当地官员的奸诈之作……厘金局的人肯定在按密令行事……我感到我中了圈套……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些武器弄回来。我带上博伟和弗里斯……完全不顾中国礼仪，不坐轿子，带上手枪步行赶到那里……我叫我的两个同伴拔出手枪，我和博伟两人用枪唬住厘金局的人和其他围观人群，弗里斯此时则负责组织那些赶骡子的人，让他们迅速把箱子驮在骡马身上，也用枪唬着……然后，我们护着驮队，穿过人群，迅速把这些箱子搬了回去。于是，我们有了枪……他们原想在我们没有自卫能力时制服我们。现在，我们也不是吃素的了。”

　　法国总领事亲自带人闯入厘金局抢走私运军火的消息报到省督，并很快在百姓中口口相传，对洋人的仇恨在“该省上空刮起一阵好战尚武的飓风”（方苏雅语）。毕竟在他国家园，方自知理亏，众怒难犯，急急派人给云南总督丁振铎送信，要求处理事端，严惩闹事者。官府只管静待事态发展，作壁上观，同时暗中授意昆明团总陈荣昌发出“滚单”，召昆明乡团派人来省城抗议。近万民众包围了位于五华山麓升平坡的法国领事馆。

　　方苏雅如是记载：“（官方的）书面回复迟迟不到，我又去了第二封公函，给丁（振铎）大人阁下……等了两天，等来了一篇长长的呈文，是（中国）欧罗巴事务署草拟的。我被指控携带了大量用于战争而不是自卫的武器入关，且带了数百名 ②武装人员前去抢夺，这践踏了两国间的协议条款。最后，要求我将这批武器送欧罗巴事务署，由他们护送回东京（即今越南河内）。”

　　方苏雅将呈文返还丁督，再次表白“本人是带着善良愿望、友好情感来中国的，其使命是保证法兰西和平愿望之实现。我们唯一的意愿是维系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处理的问题是对两国均有好处的经济问题。”但是日后，方苏雅再没有收到当局的任何答复，同时发生的，却是不断升级的群众骚乱。方苏雅给朋友的信让我们大体可以看到这场复仇：“官员们组织了名流显贵通气会，并在会上攻击欧罗巴人，以点燃与会者的仇恨，他们许诺要赶走洋人，撤销修建铁路的计划等。在藩台甚至总督的大门上贴上告示，晓谕百姓说要限令法国人交出所有的武器。甚至有人在集会上说，总督限定我们在48小时之内交出武器方可得到宽恕，否则48小时一到，大家便可攻打我们的住所，格杀勿论，在当局如此煽动之下，所有老百姓便分散至各个寺庙，开始制定攻打计划。城内到处都是标语，要那些爱国的人们从天主教、基督教士开始，对我们进行杀戮。这类标语居然也贴到了我们的门上。”

　　当时，云南地区总主教埃斯戈费是法籍人士，在滇传教已有半个世纪，算得“德高望重”了，方苏雅将他召来领馆讨教应对之策，埃斯戈费回答：“局势异常严重，因为这是官员指导的民众运动。据获得的消息，大批的已经分发下去。”

　　于是，方苏雅通知主教带上所有的传教士转移至领事馆避难，并分发了，进行了简单的训练，布置了哨位，准备对付市民的进攻。按方的说法，就是组成了一个“弗朗索瓦城堡”。

　　方苏雅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如是说：“比我房子高的高地上几乎站满了人，他们试图进攻我们，从高处用大石头砸我们。我们立即进入防卫状态，每个人都极为冷静地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我们瞄准那些攻打我们的人，他们像兔子一样地逃掉了……大家正在谈着，外面聚集的人群疯狂地高声呐喊，冲向我们曾经住过的一个房间的房顶，我们听见木头在咔咔作响，又看见一些瓦片雪崩似的纷纷落下，天花板也砸得坍塌了……”

　　根据方的观察和判断，包围领馆的民众“得知我们在这里有组织后，外人便不敢从那儿向我们发起进攻了。原本打算在当晚实施的计划便往后推迟。他们甚至等待冯将军（这是方的揣测。冯将军指抗法名将冯子材，时任云南提督，总揽全省防务，年已高龄81——笔者注）和他的勇士们的到来，他们仍然包围着我们，仍然聚在一起，仍然躁动不已，仍然狂呼乱叫，照常贴标语。官府音讯全无，没有任何保护我们的措施。有人决定放火烧我们。这是很容易办到的事。他们准备了成堆的干草和柴禾，往我的院子里扔。我们夜以继日地坚守岗位，每当有脑袋露出，我们的枪总有一支会朝露头的方向瞄准。”

　　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吕坚先生《方苏雅与昆明教案》一文中揭秘的档案，被仇洋恨教情绪煽动起来的昆明市民，除了围攻法领事馆，“省城内平政街法国老教堂一所及城外狗饭田法国学馆全院、溯源宫新教室及法文书院二院、教民刘姓住房一所，均被焚抢劫。”骚乱还“波及英教堂，有二处被毁”。按照方苏雅日记的说法，“教堂的装饰品，诸如圣餐杯、主教的权杖……总之，所有宗教仪式的用品都被扔了街上，没有任何政府当局前往予以制止。这帮土匪什么都不给留下，他们拿走了所有值钱的牲畜。传教士的狗被残忍地摔在石头上砸碎了 ，之后，又从主教府转向主教总管——一个中国人的家奔去，从那儿拿走了1万2千法郎，砸烂了他家里所有的家具。”

　　6月4日，被围困在领事馆的方苏雅收到法国公使皮雄从北京发来的电报，“说北方的局势至少跟云南同样严重”。皮雄告诉方，说准备中断和方的通讯联系，要他自行决定采取何种措施。方苏雅在书信中这样记录：“我们此时对官府不再抱任何希望了……修不修铁路对他们来说无足轻重。” “我的决心已下，要是他的子民敢于向我发起进攻，我一定要打光我的子弹，而且在全区放火”。

　　云南当局和北方发生的情况一样，本想将民众仇洋排外的情绪为己所用，打击法国人咄咄逼人的气焰，不料结果适得其反。他们显然已感到局面失控之虞，丁振铎不得不督饬各地官员驱散闹事民众，对闹事者予以，在昆明，还当场擒获两名所谓“要犯”予以“立决”。然后抓紧将法国人“礼送”离境。

　　6月7日，方苏稚收到了云南总督府的最后通牒：限他们三天之内离开云南。6月10日，色厉内荏却深知在昆明已无法继续呆下去的法国总领事及法侨一行32人，终于在一场大火中收拾好行李，在官府派来的人马保护下，离开让他深感恐惧的春天之城。方苏雅日记说：“地方当局被自己煽起的这场暴乱的进展吓坏了，他们决定采取某些措施，在使团官邸门前、基督徒门前以及我的门前砍下几颗人头。敌对的行动终止了下来。”临别时分，方苏雅这样记录了自己的沮丧之情：

　　我们藏身的中国院落，揭去了瓦片的住房，是何等惨烈凄凉的布景啊！我们的老主教，不顾80岁的高龄，也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他那悬挂在前胸的十字架以及戴在手上的教士钻戒，都反射出正在吞噬他主教府前的大火光芒……主教府是他全部的心血啊！即使我能把我们的人悉数带到东京，这里正发生着的事情，也许都只能让他想到，这片在他眼里俨然是一小块法兰西的土地，将永远离他而去。

　　方苏雅撤离昆明的两月后，1900年8月15日，远在北方的天朝首都被八国联军攻破，慈禧太后仓皇西逃。9月7日，清廷发布上谕，将自己两面三刀玩弄策造成恶果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上谕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在清廷和外国侵略者两面夹攻之下，义和团运动宣告彻底失败。清政府派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为全权特使，与各国和谈，于次年7月签署了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条约规定：中国赔款价息合计9.8亿两白银，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驻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在界内居住；清政府保证严禁人民参加反帝运动；清政府拆毁天津大沽口到北京沿线设防的炮台，允许列强各国派驻兵驻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

　　该条约标志着清政府已经完全变成了帝国主义奴役中国的工具。从此，中国彻底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作为义和团运动的南方微缩版，昆明教案终以向法方赔款白银12万两、允许英法合办公司开发矿产而告终。搁置多年的滇越铁路的事情再次提到议事日程。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中法正式签订《中法会订滇越铁路章程》，法国随即正式成立滇越铁路法国公司，派人踏勘路线，绘制蓝图，做开工筹备。同年，曾经沮丧低落的方苏雅重返昆明，再次以总领事之职负责督办。

　　法国人原拟将云南繁荣的城镇与人口密集的农村连成一线，勘定了经河口、新街、鸡街、馆驿、通海、玉溪、晋宁、呈贡而达昆明的“西线”，因沿线民众反对之声依旧强烈，勘测过程中，百姓拔桩毁标的事时有发生，法国工程师只好放弃平坝繁盛之区而改走鲜有人迹的山路，新线为：下段由河口经蒙自碧色寨至开远；中段由开远沿南盘江北上，经华宁盘溪至宜良；上段由宜良经呈贡抵昆明，是为“东线”。工程按东线方案启动展开。

　　为配合法方对修路事进行协调，清府在蒙自设铁路局，内置驻蒙自督办大员1人，管理地段官员1人，提调官兼发审员1人，帮造路事差遣委员12人，巡捕武官10人，护卫武勇240人，翻译1人。

　　法国印支铁路建筑公司以招投标方式，将全线工程分包给意大利、希腊、比利时、德国等国的12个承包商，后又分包至54个。公司从法国招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930人，各承包商又从德国、意大利等国引进工地主任1200余人。剩下的小承包商和小包工头，除欧洲人外，还有少许越南技术人员。

　　工地所需的大量劳工则在华人中招募，招募范围遍及传统劳务流动大省广东、广西、四川、福建、浙江、山东、河北等地，招募的方式花样百出，或利用天主教名义，欺骗中国教民服务上帝，应募前来；更多的则是利用掮客、商人以高薪为饵，哄骗欺诈，引诱或独个或成队远出，许诺凡能招工1000人者，除给以厚利，还奖赠法国宝石勋章一枚，路成之后，尚可保举居滇做官。云南本该是就近解决劳工来源的地区，但本地民众一则反感法人修路掠财，二则听闻铁路所经地段气候恶劣，属瘴疠疫区，多不愿应招。法政府及公司于是勾结云贵总督丁振铎、洋务局总办兴禄等官员，下达指令，强征大理、楚雄各府、县青壮年充役。楚雄彝区竟发布如此官府公告：规定“十八岁以上者，概充铁路苦工一年，不愿去者缚手于背，以枪队押送，不从者则击杀之”。这已经不是商业意义上的劳工招募，而是古中国修城筑路的暴力官役。

　　从1903年至1906年，印支铁路建筑公司从省外和越南招募到的劳工总数为60700人，如果加上承包商和包工头自主招募的工人，加上云南强征的劳工，从铁路沿线附近招来的临时工、季节工，则远远超过此数。光绪三十三年，清政府湖南候补道沈祖燕奉旨亲赴滇越铁路实地调查后，正式向朝廷奏称：先后招来修路工地的人不下二三十万人。

　　铁路线几乎都是在深谷野河与丛山峻岭间盘旋，地势抬升从海拔几十米至一千八九百米山林雨雾不定，气候畸热畸冷，施工条件极为恶劣。现代意义的机械是完全没有的。所谓施工机械，唯一的就是手推车。法国人辗转船运而来的简单道轨车，算得最先进的了。其余所有劳作，劈山、开路、凿洞，都靠铁锹、锄头、撬棍、钢钎、大锤、竹筐、扁担，全靠手搬杠撬，肩挑背驮，劳动强度极大。据法国铁路公司资料记载，架设位于波渡箐山谷的“人字桥”，所有钢梁、杆件及建材、机具总重近180吨，完全由骡马和人从通车地点运至28公里外的地段，再跋涉近100米的山崖才能到达施工现场。为搬运两根长355米、直径18毫米、总重5090千克的铁链，就由200名劳工排成600米长的队列，在山间小道上缓缓爬行，耗时三天方才运达。该桥的修建难度和知名度，人云堪比埃菲尔铁塔。

　　虽然规定每个劳工每日要完成土方1.37~2.46立方米，石方0.34~0.62立方米，工资却极为微薄，承包商以“计件”方式用越币支付给工人。挖掘工和砌石工，在南溪地区每工是0.50元，在南溪以北地区是0.35元，泥工和凿石工，在南溪地区每工是0.70元，在南溪以北地区是0.50元。据《续云南通志长编》载，当时越币1元约值滇币0.92元，一元滇币值大米6公斤。法国铁路公司还从越南运进大米以高于云南市价卖给工人，从中层层盘剥。

　　劳工的生活条件极为恶劣。在荒无人烟的南溪河谷地带，气候炎热潮湿，十多人挤住在一个草棚里，没有开水喝，缺医少药，还要受外国监工的苛虐鞭挞。清政府驻蒙自清政府设在蒙自的铁路局会办贺宗章在其《幻影谈》一书中记载了劳工被外国监工苛虐致死和逃亡的残酷事实：

　　首由天津招到顺直、济南等处苦力六千名，来由海道，分赴下段，工价仍为自六毫，然不免有层递折扣之弊，其余工棚伙食概由苦力自备。初至春寒，北人皆棉裤长袍，而瘴热已同三伏，或数人数十人为一起，即于路旁搭一窝棚，斜立三叉木条，上覆以草，席地而卧，潮湿尤重……无几日病亡相继，甚至每棚能行动者十无一二。外人见而恶之，不问已死未死，火焚其棚，随覆以土。或病坐路旁，奄奄一息，外人过者，以足踢之深涧……于是，其未病者，皆舍命逃亡，不数日而尽。

　　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湖南候补道沈祖燕奉清政府令前往云南调查案事，他亲历滇越铁路沿线查访，以其耳闻目睹之事实向朝廷奏报：

　　洋包工督责甚严，每日须点名两次，偶值歇息，即扣工资一日……稍不如意，鞭笞立至，甚有以铁索贯十数人之辫发，驱之力作，偶有倦息，即以马棒击之……种种苛虐，实不以人类相待。

　　据沿路所查访，此次滇越路工所毙人数，其死于瘴、于病、于饿毙、于虐待者，实不止以六七万人计。

　　关于劳工死亡人数，一位参与修路的法国当事人是这样说的：“一些人的估算这种损失达12000人（另有人估计6万人，甚至有人说20万人！），最后这个数字是弗朗索瓦领事声称的……”应该说，这些都不是准确的数字，至于方苏雅和清廷官员为何选用了最高估算数，很可能均出自政治操作或实际操作方面的需要 ③。但是，即便采信最低值，修筑466公里铁路死了12000人，平均每公里死亡26人，在世界筑路史上，也是极为罕见也是十分可怕的。

　　外国人死亡的数据相对完整。根据医疗部门的统计数字，1903年至1919年欧洲工程人员死亡人数为：一名驻西贡的法国铁路公司代表，一名工段长，5名副工段长，4名施工管理员，36名监工，4名承包商[3个意大利人，剩下的一位是瓦勒兹先生，他在运送皮尔斯特（当时法国在越南发行的货币）过程中在84公里处被杀害]，30名公司职员。我们还必须公正地说明，这些动辄体罚、打骂，将华人劳工“不以人类相待”者，有西方人，也有充任监工的越南人，而且亦非全部。现在我们已经无法了解、分析他们的心态，但是如果说发生这些事件，纯粹因西方殖民者对东方人的歧视乃至仇恨，就有些说不通了。

　　在方苏雅看来，身处中国“就像置身于鼹鼠洞内一样”到处“弥漫着种种怪味”“眼睛所见，到处都是奇异的怪物”“绅士们均穿着宽大的、空荡荡的长袍……裹着滑稽可笑的身体”……总之，他对什么都看不惯，对这个陌生国度上的一切都深怀反感，“有一种被折磨的幻觉”。可是，在有据可查的历史上，我们同时看到的，当时因不同原因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并非都和方苏雅一样，都是“亡我之心不死”的侵略者。其中对东方充满好感的，也不乏其人。前面提到的、差不多和方苏雅同时在中国担任领事官的保罗·克洛代尔，曾写过一本叫《认识东方》的文集，他对中国的湖光山色、风俗民情，无不由衷赞美，说这个古老的国家是“一个有着蜜和玫瑰颜色的地方”， “这里的生活还没有遭到精神上的现代病”，“这里的一切似乎都很自然”，“走过中国内城雉堞高耸的古墙重门的时候，我仿佛是一个前往观看上演自己编写剧本的人。”滇越铁路修建的参与者，一个叫皮埃尔·妈尔薄特的工地高管，他的中国书信被后人整理出版，书名：《滇越铁路——一个法国家庭的中国经历》，书中每说中国和云南，也总是充满溢美之词：“一个如梦如幻的地方！”“多么美丽的地方！”对于他接触到的云南人民，他的看法和他的同胞、被他认为“敢于与对抗”的顶头上司、驻昆总领事方苏雅截然相反，他认为这是一个“勤奋的民族”，“我们将很容易使这些人成为我们难得的助手，只要特别注意绝对不要触犯他们的传统、信仰和宗教习惯”。对于中国甲午战败后西方列强所谓的调停，这位法国人的表述是：“哦，何等利欲熏心的调停！日本战争令人不快的结局显示出中国的软弱和无力自行解决有可能来自外部的争端。西方国家利用了这种局面来巩固他们在中国海岸的地位……德国以各种借口为由，迫使中国租让胶州湾以及大片区域……俄国把手伸向旅顺口和辽东半岛；英国人在威海卫竖起他们的国旗；法国以99年的租期租借广州湾连带一片区域”，“这些条约基于他们对中日冲突的干预确立和巩固了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在这些众多的条款中提出体现了铁路修建的利益”……我们无法搜集到所有的个案来对参加筑路的西方人进行更为准确的评判，但透过皮埃尔·妈尔薄特的文稿，我们至少可以触摸到来华筑路的部分法国人流露出的起码的公正与同情。据皮埃尔·妈尔薄特记载，在修路过程中，至少有80位技术人员，为了这条路，把他们的生命留在了遥远的东方。

　　100年后，当人们在滇南重镇开远市，沿着废弃的、长满野草的冰冷铁轨寻找远逝的痕迹，会发现一块2790平方米的小小墓地，人们习惯叫它“洋人坟”。无言的坟茔开满冷艳的紫色野花，墓碑苔痕浓淡，模糊难辨。人们尚可寻见一块长约1米、宽约40厘米的石碑，上刻“玛丽·路易斯·若奈姆夫人”字样。这位女士从何而来？因何而来？已无从查考，唯一确认的事实是，西南边疆这一小小的异国角落，成了那些参加筑路的异乡孤魂永恒的归宿之地。我们还知道，洋人坟在“文革”浩劫中亦未能幸免。当地工厂干脆利用墓园地基筑起了车间厂房。

　　滇越铁路修建本身是一项经济活动，但它既然发生在中国内忧外患、清廷风雨飘摇、革命暗流涌动那样一段特殊历史背景之下，势必要因那段特殊的政治历史而磕磕碰碰，艰难上演下去。皮埃尔· 妈尔薄特深有感触地谈到施工困难，除了地理、气候、人工招募、建材运输之外，特别强调了社会的“不安全因素”“一系列的暴乱”让中国政府不得不“派遣15000名军人赴事发地点试图控制局势”。滇越铁路筑路进程因历史动荡而变得漫长，而那一段动荡历史，偏偏因铁路修建而变得更加短促而迅疾。

　　前面说到的贺宗章、沈祖燕的官方文件，我们从中可以听到清朝官员作为中国人的痛切呐喊，与此同时，正在民间涌动的、对清政府的绝望，及因铁路修建而引发的对西方人的仇恨，则成了与之交响的、振聋发聩的雷霆之声。

　　因为1900年教案的大火，云南辛亥先烈杨振鸿曾为此感叹：“此是吾人之将亡复存，将死复生之一大关头，记之！记之！”可是事后，“昆明教案”的始作俑者方苏雅不但没有循例成为外交界“不受欢迎”的人，清府反而恩宠有加， 1902年，方苏雅重返昆明总领事位，慈禧太后晓谕军机大臣：“以协理教案，赏法国驻滇总领事方苏雅、副领事威伯宝”。对此，杨振鸿在《法国人窥伺云南之渐》一文厉目叱问：

　　夫滇民虽毁伤其教堂，究之，衅自彼开。以公法论，应将彼暗输军械充公，格外惩罚。事彼之不法行为则置之不理，而偷运军械之祸魁方苏雅氏，则仍复任驻滇领事。世界有何公理？

　　孙中山正在日本鼓吹并组织革命，云南志士纷纷东渡相投。1906年初，孙中山和黄兴专门约见云南籍的革命先驱杨振鸿、李根源、罗佩金等，指出：“云南最近有两个导致革命之因素：一件是官吏贪污，如丁振铎、兴禄之贪污行为，已引起全省人民之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亟，英占缅甸，法占越南，皆以云南为其侵略之目标。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凭凌之下；易于鼓动奋起。”于是，一本由同盟会云南支部创办鼓动革命的杂志《云南》横空出世，4月组社，10月创刊，至武昌起义爆发，共出版23期。《云南》杂志和当时各省党人先后创办的革命刊物一样，除了充满“反满”“恢复汉族祖先传统”的言词，还发表大量揭露法殖民者野心、抨击清政府的丧权辱国的时政文章，如：《滇缅疆界谈判》《法人窥视云南之渐》《危战，云南七府矿产》《云南之将来》《论国民保存国土之法》等。其中，《缅甸亡国小史》《英国之亚洲铁路政策》《血雨腥风录》诸文对缅甸、越南人民被殖民主义者残酷奴役的历史遭遇深加披露，以为史鉴，呼唤滇地民众起而反帝。文论义正辞严，大呼：

　　夫中国之土地，我中国四万万人民之所有也。云南之土地，我云南一千数百万人民之所有也……非我中国国民被杀尽死尽，我中国全土沉于太平洋底之一日，则我中国之一沙一石，一草一木，皆我中国国民为之主人翁……他人有盗卖之者，是民贼也；有估买及强租者，是国仇也，是皆足以害我国民之全体者也。我国民宜竭全体之力以抵抗之、除去之。

　　呜呼，我国民！其各奋尔决心，尽尔实力，以无量铁血，保无缺金瓯；以众志成城，卫一片净士。要使神州禹域，寸土重于寸金，虽合全世界之大资本家为一托拉斯，而亦不敢问价；虽合全世界之大军事家为一同盟军，而亦不敢逞强。头可断，身可灭，家可毁，而地不可失，种不可奴，国不可亡。

　　正是这个原因，辛亥功成之前孙中山策划的8次起义，其中1908年的那一次，就选择了正在修建中的滇越铁路中国起点：河口，虽然这次从境外策动的起义因群众动员还显生涩，内部接应亦不充分，且敌人相对强大而遭致了失败。

　　相比之下，云南本土的起义，则因为有当地民众声气相通，有会党推波助澜，特别还有商人的财政支持，闹得则更为有声有色。其中，尤以周云祥为首的个旧矿工起义为最。这次起义队伍达数万人，波及现今红河州及通海、玉溪、文山、元江、峨山、师宗、宜良及昆明附近一带，全滇称快，清廷震惊。

　　引发这次起义的原因，其实并非矿工本身的权益受到了直接、无可补救的伤害，而是云南当局和洋人签订的又一项经济合同。法国在取得铁路修建权之后，乘热打铁，又与英商勾结，以英法隆兴公司名义，逼清府与其订立合同，取得了昆明、徵江、临安、开化、元江、永北等七府的矿权，云南人，特别是商人深感自己的利益危机，1900年昆明教案中饱受伤害的民族情绪再次勃勃怒发，呐喊之声汹汹再起：“欲救云南，保全铁路而外，必先保全矿产。欲保全矿产，实行自办而外，必须实行废约。”士绅集议，设立矿务研究会，筹商对策，呼吁自办，云南咨议局亦开会协议，公呈废约。最是陆军学堂学生赵永昌、杨越，奋然断指割臂，写以表废约保矿之志，字字逼人心魄：“七府矿约之不废，则我等命脉已亡，死期近矣……矿权早复一日，即云南早安一日，亦实全局早安一日也。”

　　时有滇南富商朱朝瑛（字渭卿），及与之关系甚密、名周云祥者，因一偶然机缘，正式挑起了这场令朝野震动的起义。

　　朱渭卿先祖系湖南麻阳人，明洪武年间流徙云南临安（今建水县），世代勤耕苦读，终致人丁兴旺，家产颇丰，俨然中兴。清同治年间，渭卿祖父朱广福筹资创“朱恒泰”商号，到个旧开采锡矿并建厂冶炼，成为集开采、选取、冶炼为一体的锡业大鳄。光绪丁酉年，朱渭卿中进士，得受广东补用道，返乡后遂成朱家核心，自此朱氏官商一体，家业更丰，除大宗产销锡锭、贩卖云土（），还从事棉纱及洋货等进出口贸易，已然富甲南滇。光绪十五年（1889年）蒙自成立中国第一个海关，锡锭运输由陆路经个旧、蒙自经由蛮耗港装船沿红河顺流而下，再过越南东京（今河内）抵达海防，再由海防上远洋轮运达香港、西欧。为适应进出口贸易急速发展，“朱恒泰”在蒙自设总公司，同时在香港、昆明、建水、河内设分公司。于是云南商帮之建水“临安帮”，与“昆明帮”“腾越帮”鼎足而三。“朱恒泰”成了“临安帮”执牛耳之首富。

　　朱渭卿非常清楚滇越铁路的修建和“七府矿约”可能的后果，不啻敲响了他商业帝国的丧钟，洋人简直就要将“朱恒泰”碾为齑粉！审时度势，他不能不铤而走险了。当是时也，清帝国内里早已烂透，遍地都是法外社会：各种会党和黑帮。朱渭卿相中了当地颇具势力的帮派头领周云祥，暗中资助其暴力举义，喊出“阻洋占厂”“拒洋修路”“”“除暴安良”一类顺应民意、顺应潮流的口号。揭竿初起，虽然只有个旧地区的矿工参与，但铁路沿线早成为被洋人烘烤待烧的干柴，只要投入一星火种，顿然会引燃冲天大火。滇南乡民、会党纷纷响应，起义队伍迅速发展达数万，指挥中心由个旧矿山转到临安府城（今云南红河州建水县城），引动朝廷震惊。

　　主流史论素称该次起义为个旧“工人起义”，称发动和领导这次起义的周云祥为“工人领袖”，但史料证明，周云祥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工人，准确定义，该是中国封建社会一典型的。15岁时他确曾在个旧矿山做过“砂丁”（矿工），因为勤恳卖力，很快发达，独自在黑码井厂开起了“小尖子”（小矿井），皆因族叔周世宝霸占，他被逐出个旧，再度回乡种田并练拳习武，还在地方团练领得乡兵10人。某次，建水小西庄富户沈某出殡，清兵随殡调笑妇女，周见而怒打兵丁，引得城内居民响应，群追官兵，酿成风潮。政府派兵弹压缉捕，周云祥于围捕中持九响枪破门而出，击伤围者，后逃朱府避难，得朱渭卿庇护脱险， 此后以聚赌抽头度日。

　　引爆这次起义的直接导火线是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周云祥在建水三义庙枪杀帮道宿仇黄玉，遭通缉；次年，周又在个旧耗子庙再杀另一帮道仇人“小二帮”。四月十六日，周云祥得知蒙自县令孙家祥将亲领防营管带麦贵安等一干兵丁来个旧缉凶，遂聚200余人枪半道设伏，将管带麦贵安、哨长李正春击毙。孙家样侥幸逃脱。周乘机回师个旧。次月，与建水赶来的邓云广所率20余人、及王显忠、张耀两支队伍会师，正式举义。

　　义军挥师临安，大败官军。闰五月二十一日，周率部围攻临安府城，清军中营游击陆鸣皋下令开城迎接，镇守西门的郭景仪从命，北门马子贤不从，被义军斩杀。临安知府邱淮及建水知县吴朝昌仓皇逃匿。义军进临安府城，竖“官逼民变”旗帜，开仓济贫。主力驻扎安顿城中，旋即分兵三路出击：一路由郭景仪带领取曲江，进窥通海；曲江的张超起义响应，攻克阎家坡、馆驿，阵斩清兵管带王义昌；二路由王显忠带队取石屏；三路由张耀率队取阿迷（今开远市）。

　　义军一路过关斩将，达玉溪通海，直逼省城，西太后接总督丁振铎急报，令云南按察使刘春霖总统防团军万余围剿义军。五月初三，刘春霖率军抵通海，建水绅士田伊耕、曾传经、张书纶、黄显荣等叩马迎师，告以危情。二十五日，官军围城，副总兵刘树元阵前督师，选精锐登城，屡登屡坠，又开挖地道，筹办云梯，亦不克，城下兵将折损，积尸狼藉。官兵强攻不下，刘春霖遂指使绅士田伊耕、曾传经等奔走诱降，许以五品顶戴，不成，再委周云祥母舅熊占元劝说，周亦不为动。清军围城月余，义军部将吴文魁、向德彬中弹身亡、王显忠叛变、郭景仪曲江兵败，部属消耗日大，再衰三竭。刘春霖趁势从士绅建言，知周云祥生性至孝，素听母言，遂派人先说服周母，再由周母劝周，请其出城与刘春霖面议休兵事。闰五月初三日傍晚，周云祥率周富、尚义德、汤学文、祁桂芳、肖福兴等六部将，偕母开东门而出，至刘春霖帐中见面。刘猛夸云祥神勇，言多抚慰，继而遣人送周母回城，留周营帐续谈。入夜，刘设宴款周，席间伏兵突现，周等被缚，义军总部所在地临安府城旋被官兵拿下，各路义军亦逐次剪灭。周云祥等人被押赴昆明行刑处斩。

　　《清史稿》本纪第24卷仅用了一句话记录这段史实：“二十九年闰五月甲申朔，石屏匪首周云祥伏诛。”喜欢写日记的方苏雅亦没有闲功夫记录这次行刑，只在另外一篇笔记《布甲匪帮的末日》中，记录过他参加的另一个杀人场面，这则笔记可以帮助我们想像周云祥就死时的场面：

　　死囚们挺起腰板，他们接受了刽子手的好言相劝……练习着采取最好的姿势，将手臂伸向木桩，身体前倾。一些刽子手从附近的稻田里搞来些粘土，将它涂抹在（死囚）脖子上，以便粘住头发向上抹……

　　当发出行刑令时，太阳快落山了。传令官一声嗓子沙哑的吼叫，铜鼓几句地敲击着，发出低沉、苍凉的隆隆声……当我再次将目光投向杀场时，已有3具前伏的身躯喷出二米多远的鲜血……

　　（监斩官员）高声说：“……我们就应该这样做事！让那些人看看人头是如何被砍掉的！对于将人头往空中抛掷的做法，你肯定不知道吧？”血淋淋的人头被人抓住发端，先是用力地一悠，随后再猛地掷出，人头飞过了围观者的头顶。一些可怕的无赖再将之拾起，继续这样玩着。

　　周云祥的头颅被砍下后是否被无聊的看客们抛掷过，无史可考，但是被装进了木笼，悬挂在昆明东城楼示众，这是确实的。方苏雅用他的干片照相机留住了这几个装着人头的木笼。周云祥起义失败后流散于边境一带的旧部，成了5年后孙中山策动河口起义的重要力量。

　　清末举人、白族学者赵甲南《记周云祥之乱》一文中称：“临绅朱某，豪士也。开个旧锡矿致富，号巨万。尝助资财，俾为保护，以免他族觊觎。”此处所指朱某即朱渭卿。周云祥被杀，朱被当局通缉，只身夤夜出逃，暂时投靠时任安徽、吉林巡抚的华宁（今云南华宁县）同宗朱家宝。后在朱家宝帮助下东渡日本“考察”，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他那金碧辉煌的豪华宅地、100年后被云南旅游业界狂炒为“南方大观园”的“朱家花园”及家产，被当局籍没。辛亥前夕，朱渭卿受广东陆军提督龙济光所托，秘密回乡，募兵听用。

　　在清廷官兵的武力保护和之下，法国人主持的滇越铁路最终于1910年3月31日正式通车。但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是武力无法阻挡的。第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10月30日，在蔡锷策动下、由李根源（曾经在通车当天带领学生痛哭的昆明讲武堂总办）、唐继尧（后来的云南军阀）等，在昆明发动了“重九起义”。

　　11月1日，驻建水南校场新军七十标教官、同盟会员赵又新在下级军官的支持下率兵响应。赴日归来、蛰伏家乡的朱渭卿开城接应，迅速占领临安府署和标本部。次日，召开临安各界人士会议，成立南防军政府，公推朱渭卿为都统，临安起义遂告成功。朱率兵光复了滇南各府、州、县。云南都督蔡锷赐朱渭卿中将军衔，任命他正式担任了临安澄江总兵。

　　遗憾的是，历史很快证明了：如果要将“反洋英雄”“辛亥之士”这一类标签贴上朱渭卿的额头完全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在接下来发生的“洪宪称帝”闹剧中，朱渭卿为了一己之私，竟然拥兵自重，当了袁世凯的忠实拥趸。在护国讨袁战争的发祥之地，他理所当然被云南人逐出了舞台。煊赫一时的朱家花园和主人的巨额家产，再次被籍没。一无所有的朱渭卿于1929年郁郁而终，时年60岁。

　　100年后，唯一能见证这段历史变幻的，只有“朱家花园”画堂中孤悬的“中将第”匾额，每日里无言打量旅游者熙熙而来的好奇目光。

　　滇地民谚《云南十八怪》，除本文开头说过的“铁路不通国内通国外”，还有一怪叫做“火车没有汽车快”。一条铁路而在十八怪中占却九分之一，足够说明它在云南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之大，之深。不可否认，滇越铁路的修建，对于改善云南交通运输，促进云南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作用是积极的，影响是深远的。但先天生就的弱点：道路因群山密林而弯曲起伏，轨距仅有1米（标准轨距为1.435米），客车车厢狭窄，货车的体积小、运量仅20吨左右，蒸汽动力的火车在这样的铁路上行驶，不堪重负，仅能以30至40公里的时速蹒跚爬行，其速度、其舒适感，能与很快出现在公路上奔驰的汽车相比吗？关于小火车的笑料，更是在百姓口中接递相传，贻笑大方。上世纪70年代，上海和重庆的知识青年来滇南一带支边农垦，每坐小火车返昆，笔者向他们询问，回答几乎都一样：“就像回到了电影《列宁在1918》的感觉”。

　　肇始于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让边疆沧桑变化。高速公路已跨越万重青山，汽车飞驰，日行千里。再营运这样一条维护成本高，速度远远没有汽车快的铁路，显然已经缺少理由。连年的亏损终于让经营者无法忍受，于是干脆，停了。100年前铺就的铁轨长满青草，在万豁野风中瑟瑟发抖。再也听不到轮毂击打轨道，听不到悠远回响的笛鸣。一切都静静的。带钟楼的法式车站旁边，粗硕的洋草果树梢只有寂寞的蝉歌。有专家建议将这道废弃的铁路改为怀旧旅游专线——也许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只是，这儿依旧存在一个投入和产出的比例问题，因而迟迟难有定论。

　　注①布朗热事件：布朗热，政治冒险家，时任法国陆军部长。1882年法国出现经济危机、总统女婿出卖勋章一类丑闻不断，社会世相混乱，布朗热错判形势，企图挑动群众对共和制的不满从而发动政变，阴谋败露，于情妇墓前自杀。巴拿马丑剧：19世纪80年代，巴拿马运河开凿公司在工程实施中操纵股票，行贿官员，从总统、新闻媒体到一般资本家全体套入，公司最后破产，工程停工，造成重大损失和社会混乱。弗雷得案件：19世纪末法国围绕犹太籍军官弗雷得冤案而在政界引发的一场政治动荡。

　　注②关于方苏雅偷运的说法有如下两种：一，方偷运30多支枪入昆。被厘金局没收，方带2人持枪前去抢出，并藏于领事馆内；二、方偷运了30多箱枪，事发后，方带200余人持枪前去抢出，匿于领事馆后转至平政街天主教堂，市民冲击并烧毁天主教堂乃因搜枪而起。笔者以为，第一种说法虽出自方苏雅日记，但相对可信。理由是：其时在昆法侨不足百人，方完全无必要偷运上百支枪入境，亦不可能带200余人前去抢枪；其二，如果30多箱枪，运输将是十分困难的；第三，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昆明教案”中被彻底烧毁的平政街天主堂中发现过；第四，方苏雅日记中所说，教案期间在领馆藏匿并被他武装的人数，和偷运入昆的武器数大体相符。

　　注③方苏雅的说法和云南当局向清廷呈报的死亡人数之所以同样偏高，笔者以为，就方而言，当是要为补充劳力制造口实；就当局而言，想必需是要向朝廷申诉与洋人共事之难，以求体恤褒奖。

　　《晚清纪事——一个法国外交官的手记》奥古斯特·弗朗索瓦 著 云南美术出版社

　　《中国同盟会与云南辛亥革命》叶祖荫 著 《辛亥革命网》2011年09月07日

　　《滇越铁路——一个法国家庭在中国的经历》皮埃尔 妈尔薄特 著 云南美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