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在，长安就在”——唐代长安仿佛真的是一座由诗堆砌而成的都城——动画长片《长安三万里》给人留下最深的印象，莫过于此。

　　开元盛世本就是历史上最令人魂萦梦绕的时代，最杰出的天才汇聚在最宏伟的都城，以最绚丽的梦想，营造出一个最繁华的盛世图景，哪怕在影片的后半段，这个繁华瑰丽的诗之都城，已经被安史之乱的兵燹之火无情焚毁，焦土残垣之上飘荡的，依然是让人愿意百次、千次、万次回想的盛世之梦。

　　无论摧毁这个美梦的灾祸，是何等确定无疑地根植于这场盛世之梦当中，人们对盛世不再的叹惋还是远远胜过对衰落教训的痛切。毕竟那些辉煌瑰丽的诗篇足以成为梦回盛世的质料，而哀悼繁华不再的挽歌，同样也可以作为沉湎于旧日盛景的——借着哀叹，可以不断地追忆并沉湎于早已不再的盛世。这或许正是这部动画将一场史书上确定无疑丧师失地的败仗，修改成一场出奇制胜大捷，并且作为贯穿全片结构主线的原因——因为它至少要提供一个希望，哪怕只是一个虚构的希望，就像诗歌中奇伟夸诞的想象一样，它不真实，但它真的很美。

　　然而，就像《将进酒》中瑰丽奇美的想象一样，在那引人直上神霄的绝美词句的背后，是一群喝得酩酊大醉的中年大汉，在用酒精麻痹自己逝去的青春和无奈的现实——诗歌攫住了其中最浪漫的灵魂，但沉重的肉身依然需要踉跄行走于这无比现实的人间。如果说《长安三万里》以真实的历史为原料，送进诗的机器，在银幕上造出了一个梦，那么，当走出影院的你，在这场梦醒时，或许愿意看一看这场梦背后的真实，尽管这段真实的历史距离电影中那个似真还梦的开元盛世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并且，没有哪位有名的诗人愿意为它吟诵诗篇，更遑论被改编成电影了。

　　但这个故事真实地发生过，在这个故事里，长安与他们——埋葬在历史尘埃中的无名之辈的距离，不止三万里。

　　长安的盛夏，一如既往的酷热。赤日高悬在关中大地的上空，炙烤着黄土陇上的这座煌煌帝都。高原阻挡了海畔凉风吹拂的脚步，只留下凝聚的燥热在这座城市里肆意泛滥。将整个长安包裹在一团汹涌的热浪之中。

　　正因为暑热平等地对待这座都城中的每一个人，所以清凉才成了一种特权。“冰井分珍果，金瓶贮御醪”“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能在炎炎暑热中吟诵这般清凉诗句的，自然并非平头百姓。达官显贵们自有清暑妙法，就像诗中所吟诵的那样，晶莹的冰山陈放在室内，“映盘皎洁非资月，披扇清凉不在风”。宅邸的水阁隔绝了外面的燥热，池中的爽气扑面而来，更觉心旷神怡。但在外面，那是芸芸庶民奔走谋生的长安城，烈日炙烤下的通衢街巷蒸腾着热浪，将滚烫的尘土涌上半空，钻进他们每一个淌着汗水的毛孔，与烤干汗水的盐粒一起揉搓着皮肤，每一次想要拭去汗水和尘土，都要提防它们被揉到眼睛里，一股酸涩的疼痛会迅速占据整个眼球，让人不由得红着眼睛，涕泪交流，这倒与当下的时节很是相合——大唐咸通五年的七月十五中元节，降临了。

　　尽管从开元盛世被安史之乱粗暴地打断，已经过了一个世纪，半个世纪前，朱泚之乱的叛兵继安禄山和吐蕃之后，又再度洗劫了长安，但这座都城依然有着不容小觑的恢复能力，“自禄山陷长安，宫阙完雄，吐蕃所燔，唯衢弄庐舍；朱泚乱定百余年，治缮神丽，如开元时”——如果不关注日趋倾颓的国运，那么长安人依然可以想象自己活在开元盛世漫长的余荫中。长安各大佛寺诸如安国寺与青龙寺依照旧例高挂起了佛幡，金线绣成的在日光眩耀下熠熠生辉，盂兰盆装饰着精巧的花果乃是金玉杂宝装点而成，吸引着游人不惮暑热地摩肩接踵，延颈纵观。

　　寺院中曳声引气的梵呗，顺着潮热的暑气弥散在整座都城里，也飘进了城南这间简陋的客舍里。因为地处卑湿，所以客舍中暑气熏蒸得更加厉害，潮热的湿气直冲鼻腔，汗水顺着额头直淌进脖颈里，粗陋的葛布衣衫被汗水浸透得斑斑点点，犹如暗沉的记忆在全身扩散游走。但这一切，让客舍中的这位过客想起并非一个世纪前盛唐诗人王维诗中的名句“长安客舍热如煮”，而是一年多前自己的处所——那是帝国最南的边地重镇，安南都护府的治所交趾城。

　　安南的天气，与长安的暑热如此相像，都是如此的溽热潮湿，也都是如此的蝇虫密布——长安的蝇虫之多是如此声名狼藉，以至于文豪韩愈都特意写诗咒骂这些小虫，“蝇蚊满八区，可尽与相格。得时能几时？与汝恣啖咋。”

　　这些险恶的蝇蚊小虫，是真正的趋炎附势，攀援着暑热的恩泽，肆无忌惮地钻营腐臭、吮吸血肉，而今，它们正绕着自己右手的手腕嗡嗡不停，他抬起右手，嫌恶地赶走了聚在手腕上的苍蝇。汗水浸透的地方，渗出了淡黄色的体液，结成了琥珀般细碎的颗粒，黏在一个暗红色的伤疤上。那个伤疤圆圆的，刚好从手腕贯穿过去。

　　他看着手腕上的伤疤，忽然感到一股刺痛直冲向自己的心肺之间。他随手翻了翻几案上纵横狼藉的草稿，上面分明写着四个字“行坐痛心”。

　　当那支箭从城头射进敌营中时，樊绰与交趾城中的将士们，心中还抱着一丝隐约的希望，他们希望箭上绑着的那封书信，可以劝服城下包围的南诏军队撤兵离开。那封书信的内容，是一纸南诏与大唐缔结盟誓的宣言。

　　但樊绰和他的同袍们心中也很清楚，对南诏来说，这纸盟誓的作用恐怕无法超过书写盟誓的这张纸。

　　“叛服不常”这四个字，几乎可以相当全面地概括南诏与大唐之间的关系。这个崛起于苍山洱海之间的政权，从肇基伊始，就长于在结盟与背叛之间走钢丝的政治艺术，南诏的每一次扩张，几乎都伴随着对旧盟友的出卖和与新盟友的媾和。这一点在南诏政权的统一者皮逻阁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14世纪出现并被后世广泛引用的云南史籍《白古通记》中，记述了皮逻阁利用阴谋诡计一统五诏的传说。

　　在这则传说中，皮逻阁用易燃的松明建造了一座松明楼，然后假意邀请其他五诏首领齐聚松明楼宴饮。趁五诏首领喝得酩酊大醉之时，他点燃了松明楼，五诏首领被生生烧死，他就这样毫不费力夺取了五诏的领土。尽管这则传说与史实并不相符，南诏吞并其他五诏是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远没有放一把火那么简单，但它确实高度提炼了南诏立国的方略：结盟只是麻痹敌人的权宜之计，所谓的盟友不过是排名靠后的敌人的代名词。

　　对唐廷来说，了解南诏这位盟友的这一面，显然需要一段时间。毕竟在起初时，自己扮演的角色也是南诏统一大业中阴谋诡计一个贪婪的帮凶，当皮逻阁觊觎东邻越析诏的领土时，接受重赂的唐朝四川剑南节度使王昱，以武力传唤越析诏的首领张寻求，指控张寻求奸淫前任首领波冲的妻子，并且谋杀了波冲（这两条罪名倒并非诬陷，而是确有其事），摆出一副公正法官的架势将他处死，然后“顺理成章”地把“无主”的越析诏的领地交到皮逻阁手中。当皮逻阁再一次背叛盟誓，进攻先前的盟友邆赕诏时，唐廷又派军配合南诏作战。

　　这次背叛让南诏获利不菲，不仅将大理平坝地区的土地尽数吞入腹中，更获得唐帝国的正式的认可，738年，皮逻阁被唐廷册封为“云南王”，意味着他是唐帝国承认的云南合法统治者。当朝的玄宗皇帝特别赐给他一个颇具意味的名字“归义”，在册封皮逻阁为云南王的制书中，唐廷特别夸赞皮逻阁（归义）“仁而有勇，孝乃兼忠，怀驭众之长材，秉事君之劲节”——考虑到先前南诏的种种背盟诡计，以及之后将会发生的一切，这段赞词听起来都更像是一种讽刺。

　　唐廷不吝如此赞誉之辞的原因，倒并非相信皮逻阁真是这样一位正人君子，而是同样有着自己的盘算。西陲的吐蕃一直是帝国的心腹大患，吐蕃东扩的两条路线：西北河湟与西南滇西地区，在最初的几场争夺战中，唐廷均未占上风，滇西设立的姚州都督府一片狼藉，治下滇西各部酋领不堪唐廷守将的高压政策，相率叛投吐蕃，迫使帝国不得不再度祭起以夷制夷的老法宝，而南诏，就是唐廷相中的牵制吐蕃势力的西南代理人。

　　唐廷与南诏以利相交，所以也就无怪乎这句谚语的后半句“利尽则散”同样会应验在两者的关系上。仅仅14年后，南诏就决定背叛唐廷，改与吐蕃结盟。这次背盟，按照南诏的解释是逼不得已，双方关系破裂的罪魁祸首是唐廷姚州都督府都督张虔陀。当皮逻阁的继任者阁罗凤偕妻女谒见这位都督时，张虔陀不仅勒索财物，甚至将魔爪伸向了阁罗凤的妻女。阁罗凤向唐廷控诉张虔陀贪虐淫肆的罪状，但唐廷派下调查的中使却收受张虔陀贿赂，对南诏反咬一口。期望唐廷主持公道的希望都破灭了，阁罗凤自己复仇，他发兵攻破姚州都督府，杀死了张虔陀。

　　唐廷的反应是派下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征讨南诏，兵临泸南。阁罗凤派出使者谢罪，但同时也向唐廷发出了警告：

　　这句警告理所当然激怒了鲜于仲通，以至于他并未读出这句警告背后欲盖弥彰的深意。表面上，阁罗凤是表明自己受到吐蕃武力威胁，逼不得已，而这句话的重点却在后半句，云南完全是他掌中攥紧的一颗筹码，无论唐廷还是吐蕃都不过是红眼睛的赌徒，唯有他才是稳赚不赔的庄家。阁罗凤很清楚吐蕃不会坐视云南这块战略要地彻底落入唐廷之手，而他之所以能向唐廷征讨大军的主将直言“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实际上也暴露了早在张虔陀事件爆发前，南诏与吐蕃就已经暗通款曲。张虔陀的贪虐不过是将这场赌局公开化了而已。

　　南诏在这场名为谢罪的挑衅之前，就已经有了必胜的把握。鲜于仲通疲惫而骄横的军队被引入南诏和吐蕃联军设下的包围中，西洱河之战唐军大败，鲜于仲通仅以身免，六万将士殒身战阵。别具讽刺意味的是，南诏和唐廷都将自己视为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唐廷当权的杨国忠将西洱河惨败粉饰成一场大捷，这成功地激起了玄宗皇帝扩大战果的贪欲，他下旨大募两京及河南、河北兵士远征云南，而这刚好也符合杨国忠的心意：他可以用未来压倒性的胜利进一步掩饰之前那场虚假的大捷。

　　尽管庙堂君臣对远征南诏一拍即合、摩拳擦掌，但百姓却并没有追随朝廷的号召踊跃上前。比起上位者的胜利躁狂症，普通人更能冷静地看清自己的处境，他们早已听说过“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十八九”，所以没有人愿意用自己的性命去填上位者不知餍足的好战欲壑。杨国忠派遣御史分道抓人，连枷送往军所，“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震野”。

　　他们确实被强推上了永不回还的死地。754年的盛夏，唐军主帅李宓率领从中原募集的七万大军，与广州都督何履先率领的广府兵水陆并进，进攻南诏。此时正值云南瘴疠溽暑时节，军中瘟疫蔓延，随着战线深入，给养略尽，唐军也被南诏步步诱入陷阱当中，当他们抵达太和城北时，遭到了南诏与吐蕃的双面夹攻，唐军“弓不暇张，刀不及发，流血成川，积尸雍水”，掩埋唐军尸骸的地方建起了巨大的坟墓。直到一个世纪后，这段惨酷的败绩依然给樊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记述道：

　　李宓惨败的消息让朝野上下切齿叹恨，被许为谪仙人的李白，也在他飘逸潇洒的笔端落下了沉痛的墨迹：

　　他曾经的好友，如今已经在名将哥舒翰帐下备受青睐的高适，却为这场惨败的直接责任者李宓，写下了一首歌功颂德的赞词，他将玄宗皇帝黩武好战的贪欲比作“圣人赫斯怒，诏伐西南戎”，尽管他从未涉足云南半步，但还是在诗作中夸诞地想象李宓率领的大军是何等英武雄壮地“蜂虿隔万里，云雷随九攻。长驱大浪破，急击群山空”。在这首颂歌的最末，他预言李宓必会奏凯还京：

　　虽然高适歌功颂德的对象李宓，早已沉尸在太和城外的河水中，但对玄宗皇帝来说，虚假的捷报总归是比真切的惨败更加悦耳。这当然是一场战略上的重大失误，而主要责任者正是他和他最信赖的宠臣。但如果错误的代价是由别人来承担，那么不仅犯错很容易，坚持错误也很容易。所以当他身边忠心耿耿的宦官高力士进谏“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皇帝却只是回答说：“卿勿言，朕徐思之”——没有任何改过反省的迹象。

　　时间也没有再给他反省的机会了。次年十二月，安史之乱爆发。六个月后，长安陷落，玄宗皇帝仓皇逃离都城，尽管他保住了性命，但另一位祸首杨国忠被变兵所杀。

　　这或许是历史的报应，但对那些死在太和城北，在万人冢中漂泊异域的万千孤魂来说，这报应远远算不上公平，而历史本身也并不遵循因果报应的规律。背叛盟誓的南诏再一次成为赢家，在改投吐蕃麾下后，阁罗凤得到了新的封号“赞普钟南国大诏”和“东帝”，在吐蕃语中，“钟”即为兄弟之意，比起语唐廷的君臣关系，吐蕃给与的礼遇看起来更加丰厚。只是，以利相交结成的盟誓，所有的馈赠都需要付出相当的代价，这一次盟誓也不例外，而对南诏来说，这位新盟友，不过是排在下一个背叛名单上的敌人而已。

　　南诏与吐蕃的盟约持续了42年——对南诏来说，这是个了不起的纪录。不过这一盟约是建立在吐蕃实力强盛到足以对它的前盟友唐廷造成严重威胁的基础上。763年，吐蕃一度攻陷唐都长安时，南诏军队很可能作为盟友也参与了对长安的劫掠。但另一面，南诏却又在三年后树立了南诏德化碑，其中的内容虽然是对阁罗凤丰功伟业的赞颂，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它也是在推卸背弃唐廷盟誓的责任，碑铭中将南诏与唐廷之间的战争解释为迫不得已，完全归咎于赃官悍将的挑拨，就像阁罗凤自己所说的那样：

　　就在碑铭立下的31年后，南诏终于等来了久违的唐使者，由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出的崔佐时，携带德宗皇帝的诏书，在794年的初冬二月，抵达了南诏王都羊苴咩城。

　　此时在位的南诏国王已经是阁罗凤的孙子异牟寻。由于南诏在表面上还没有与吐蕃决裂，而且在数日前，数百名吐蕃使者刚刚抵达，所以当崔佐时抵达南诏时，异牟寻希望崔和他的随从改穿牂牁服装入城，但崔佐时却严词拒绝了异牟寻的要求：

　　异牟寻只得稍作变通，在夜间接待了崔佐时和他的随从。根据崔佐时的说法，当他宣读诏书时，异牟寻恐惧不安，王廷大臣也面目失色，他涕泪交流地长跪接受了诏书。崔自然将其解释为天朝皇威无远弗届的震慑力，但真实情况很可能是这位南诏国王担心自己的又一次背盟行为会被吐蕃人知晓。

　　背叛盟友虽然在南诏的历史上已经司空见惯，但每一次背盟都是精心算计的结果。与吐蕃的结盟虽然给南诏带来了一个强大的庇护者，但同样也付出的沉重的代价。虽然唐朝官员的贪婪横暴是激起南诏背弃盟誓的主要原因，但比起唐朝对财物的贪婪，吐蕃向盟友索取的可不仅仅是贡税，还包括人命。作为盟友，南诏必须在吐蕃征伐时配合出兵，并且为了表示效忠，还要将王族大臣的子侄送往吐蕃作为质子。比起一个要钱的盟主，一个要命的盟主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随着吐蕃的衰落，对盟友的索取也变得日益繁杂苛重。与吐蕃衰落相对的，是唐廷在安史之乱后的实力恢复，虽然历经几次藩镇叛乱，但总体上说，经过安史之乱洗礼的唐朝军队在战斗力上大有提升。给南诏当头一击的是799年的那场大败，这本来是一场毫不掩饰地以劫掠土地和人口为目的的入寇，吐蕃与南诏联军出动十万兵力入侵剑南西川，但受到了唐廷名将李晟的阻击，吐蕃与南诏的联军遭到迎头痛击，损失惨重。这次惨败让异牟寻大为惊恐，立即将南诏的都城迁往羊苴咩城，但就在他惊魂未定之际，吐蕃的横暴又激起了他的愤恨，南诏被要求缴纳更重的贡税、征集更多的士卒，以补充吐蕃在败战中的损失，并且吐蕃的军队要占据南诏的战略要地。

　　南诏被吐蕃当成了战败的泄愤桶，盟誓的双方也因此走向分裂。唐廷则瞅准机会开始将南诏拉入自己的阵营。这一次，唐廷选择韦皋作为剑南西川节度使，这是一个少有的明智选择，韦皋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将领，也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在对吐蕃的战争中，他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而这些胜利成果，又顺理成章地转化为拉拢南诏货真价实的筹码——当然，吐蕃与唐廷都先后是南诏的盟友，但一个是败绩累累且需索无厌的现盟友，一个是战绩辉煌又强力可靠的前盟友，究竟作何选择就不言自明了。

　　794年2月9日，大唐贞元十年正月五日，异牟寻与使臣崔佐时，一起在点苍山神祠举行盟誓，在这份盟誓中，异牟寻回顾历史，重申南诏背弃与大唐的盟誓乃是迫不得已，引发南诏与大唐首次武力冲突的张虔陀被再度拎出来充当离间罪魁鞭尸，“念异牟寻乃祖乃父忠赤附汉。去天宝九载，被姚川都督张虔陀等离间部落，因此与汉阻绝，经今四十三年”。或许是出于谨慎，异牟寻又特意提到先前与吐蕃的盟约同样“亦无二心，亦无二志”。但如今，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向南诏“具陈汉皇帝圣明，怀柔好生之德”——换言之，是开出了更具诱惑力的丰厚条件，于是南诏“谨请西洱河、玷苍山神祠监盟，牟寻与清平官洪骠利时、大军将段盛等请全部落归附汉朝，山河两利”。在盟誓中，异牟寻咒发狠誓，若南诏“辄窥侵汉界内田地，即愿天地神祗其降灾罚，宗祠殄灭，部落不安，灾疾臻凑，人户流散，稼穑产畜悉背减耗”，而如果唐廷同样窥图南诏领土百姓，“亦请准此誓文，神祗共罚”。在南诏的山川神祗面前，这份盟誓被庄严地制成四本，一本由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进呈给大唐皇帝，一本藏在神祠神室之中，一本沉入西洱河水底，还有一本留诏城内府库，“贻诫子孙”。

　　在这次盟誓的六个月后，唐廷派出了一支高规格的使团前往南诏进行册封，异牟寻他特意穿着金甲，身披虎皮，出城五里迎接大唐皇帝的特使，以极度恭谦的姿态向远在长安的大唐皇帝表示臣服，跪着接受了那颗刻铸着“贞元册南诏印”字样的黄金大印。异牟寻显然懂得如何讨好天朝使臣，在欢庆宴会上特意安排了一个绝对可以赚人热泪的感人场面，他指着宫廷伎乐中一名正在吹笛的老头和一位唱歌的老妇人，告诉使臣，他们正是当年自己的曾祖皮逻阁归顺大唐时，玄宗皇帝赏赐给南诏的胡部与龟兹音声部的乐师，“今死亡零落尽，只余此二人在国”。

　　这个精心安排的场面确实令人动容，它不仅让人回想起双方的那段蜜月时期，对唐廷使臣来说，更会让他追忆起那个风光不再的开元盛世——那是每一个唐人企慕而又心酸的逝去之梦。但没有人真正去关注那两名乐师的命运，他们先是被唐廷当作礼物从长安送到南诏，背井离乡，当盟誓毁弃，两国交恶的四十年中，他们的处境可想而知，如今，他们侥幸挨到了两国再度和好的年月，却仅仅被拿出来作为一对昔日友好关系的吉祥物供人指点观摩，而他们最终永远无法回到自己的家乡。

　　这个精心安排的动人场面，以及那封对着山川神祗发下的盟誓，都在七十年后，被樊绰记录下来，樊绰从交趾射向南诏包围大军帐中的那封箭头书信中，所写的正是这封盟誓。樊绰或许期望南诏能像他们平时表现出的那样虔信鬼神，如此，当年盟誓中那些向神灵发下的严厉诅咒，或许能吓退南诏的大军，至少也能让他们为自己的背信弃义感到羞愧。

　　但是就像前面所看到的那样，比起号称要“贻诫子孙”的盟誓本身，在恰当的时机背叛盟誓，才是南诏的家传祖训。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南诏的每一次背叛盟誓，唐廷都能恰到好处地提供口实。唐帝国从来不缺像先前被当作离间盟誓罪魁的张虔陀一样的贪纵之徒，而这一次离间罪魁的名字换成了杜元颖。比起张虔陀，杜元颖的贪婪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位两朝皇帝的宠臣为了向长安的宫廷进献奇珍异宝以邀宠，对治下百姓重加科敛，甚至刮削军饷，这引起了戍守士兵的极度不满，而临境的南诏则成为了他们发泄不满和弥补亏空的对象，小股的进犯和劫掠时时发生，而这理所当然成了南诏进犯的绝佳借口。

　　距离上一次盟誓的签订仅仅过了35年，南诏便发动了对帝国剑南西川的入侵，南诏大军一路势如破竹，被攻掠的州县戍卒几乎无人愿意进行抵抗，“诸屯闻贼至，辄溃”。到829年冬天，南诏几乎占领了整个西川，进逼成都，而颇具讽刺性的是，或许是为了表现自己依然遵守盟誓，所以就在南诏军队在西川大肆劫掠之时，南诏的使团依然如约前往长安朝见。

　　如果对盟誓进行咬文嚼字的严苛解读，那么南诏的这一次入侵确实不能算背叛盟誓，盟誓载明会受到神灵惩罚的行径是“辄窥侵汉界内田地”，但南诏的入侵并未占领大唐寸土，只是在撤军时进行了一番大肆劫掠，成千上万的男女特别是工匠被掳走，在武力的胁迫下一路向南驱赶，当他们到达大渡河边时，南诏将领故意惺惺作态地恩准他们向故乡道别：

　　恸哭之声一时传遍河岸。不愿沦为异域亡魂的人，将自己的身躯连同眼泪一并投入滚滚江河之中，数以千计。

　　当樊绰作为新任安南都护蔡袭幕府从事，抵达安南都护府的治所交趾城时，距离南诏在西川的那场残酷的劫掠又过去了33年。自从那次劫掠的三十年来，南诏与唐廷一直保持着相对的平静，但平静的真正原因，并非当年在神祗鉴证下的盟誓真的有力约束了双方擦枪走火的行为，而是因为双方都在忙于分享吐蕃衰败所带来的厚礼。对唐廷来说，终于可以借机收复安史之乱以来被吐蕃侵占的土地，而对南诏来说，没有了吐蕃的后顾之忧，它可以着力向南，征服东南亚大陆的领土，直到唐廷再度成为它扩张道路上的阻碍。而这一次，冲突的爆发点自然而然发生在唐廷控驭东南亚的据点安南。

　　当樊绰环顾安南局势，就会发现，这里在过去三年里发生的一切，几乎精准地踩中了唐廷与南诏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发生冲突的每一个雷点。贪纵的官员、聚敛无厌的苛政，离心离德的戍卒，唐廷犯下的每一个错误，又刚好对上了南诏有史以来最好战的君主世隆——据说在他出生时，紧紧攥着的手掌中就写着“好战”两个字。

　　859年，有着“小太宗”之称的宣宗皇帝驾崩，而南诏王丰祐也几乎在同时离世。唐廷只要求南诏派遣使团前往长安吊唁天朝皇帝，却并未依照惯例遣使吊祭南诏刚刚过世的君主，这一切都让刚刚继位的世隆心生怨愤。而最终激怒他的，是唐廷以他的名字与早在一个世纪前死去的玄宗皇帝的御讳相同，因此拒绝对其加以册封。唐廷的傲慢导致双方之间的关系走向破裂，世隆决定自称皇帝并且将国名改为“大礼”。

　　唐廷在安南任命的都护李琢的贪暴与愚蠢，就像当年的张虔陀与杜元颖一样，成为了南诏发动战争合理正当的借口。比起张、杜二人，李琢的贪欲在破坏力上更具有原创性，他以斗盐换牛马一头的方式强买诸蛮部落的牛马，又寻衅处死了不愿听任苛剥的蛮部首领杜存诚。尽管他成功将境内诸蛮部落得罪了遍，成为人人切齿欲杀的对象，但或许是贪心作祟，他又将魔爪伸向了军饷，居然为此自废武装，停止向安南西北边界派遣用以防备南诏的六千名士卒。这一行动引起了戍守此地的桃花蛮首领李由独的怨怼，长期以来，李由独的部落与派遣来的唐朝戍卒一同为唐廷戍守这方边境，合作无间。但李琢突然裁减了戍卒，让他孤立无援地暴露在南诏的射程之内。于是，在南诏拓东节度使的招引下，李由独和他的部落倒向了南诏。受到李琢贪暴搜扩的诸蛮部落，也将南诏视为解救自己的救世主，追随、说服、甚至怂恿这位新继位的南诏统治者世隆进攻安南，自己甘愿充当带路先锋。

　　作为蔡袭的情报收集人员，樊绰对诸蛮部落的离心离德了然于心，862年初夏，就在他抵达安南不久，他就受命率领一支二十余人的小队潜入南诏控制下的诸蛮部落，与他们的首领接触谈判，企图找回几个盟友。但最终他只能得出一个令人遗憾的结论：自李琢贪暴的统治数年以来，诸蛮部落已经与唐廷离心离德，南诏如今俨然成为他们的盟主，一场大战已经不可避免。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段兵家名言或许道理不错，但它的成立需要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那就是对战双方势均力敌。而在862年，唐廷与南诏在安南的势力已经强弱可判，南诏已与诸蛮部落结成坚固的反唐联盟，而蔡袭所有的，仅仅是从内地荆、襄、徐、鄂等道调遣的士兵，虽然号称三万大军，但他们从北方远道而来，水土不服。比起南诏联军的团结一致，蔡袭还面临着腹背受敌的打击。

　　岭南西道节度使蔡京是唐廷任命的诸多贪暴官员中的一名，他不仅贪婪残酷，私设炮烙之刑，治下军民怨声沸腾，更嫉妒蔡袭深得军心，于是上奏捏称南诏军队早已远遁，边境无虞，蔡袭继续留下如此多的戍卒乃是“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虚费馈运”，请求朝廷下令让戍兵“各还本道”。

　　安南局势危若累卵、南诏虎视眈眈的奏报并非没有送达朝堂御前，蔡袭写下了“十必死状”诚挚地恳请留下戍兵五千人以防备南诏随时可能的突袭，但这些呈送庙堂的急迫奏章，依然没有扭转朝廷罢兵决心。朝堂的决定，在今天看来不啻自毁长城的荒唐之举，但个中理由却并不难以揣测。对远在长安的朝廷君臣来说，比起南诏可能发生的侵略，武将拥兵自重才更值得防微杜渐。尽管蔡袭在当年出击吐蕃的战争中，已经充分证明了自己的才智、勇敢与忠诚，但在朝廷眼中，他依然是个比南诏更加危险的武夫。而安南，无论距离朝廷再远，都是长安的一块飞地。

　　同僚的谮害、朝廷的猜忌，最终将蔡袭和他麾下仅剩的数千将士推上了死地。就在这一年冬天，南诏十万联军包围了交趾城。

　　樊绰见识过诸蛮部落的勇猛，在他调查的情报中，他细致地描述了诸蛮部落的形状，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诸蛮之一，是扑子蛮。他们是天生的战士，“勇悍矫捷，以青婆罗缎为通身袴，善用白箕竹，深林间射飞鼠，发无不中”。蔡袭在战阵中生擒了一名扑子蛮，对他严刑拷问，一言不发，甚至截去他的手腕，这名勇敢的俘虏依然咬紧牙关，不发一声。

　　比起城外南诏联军的团结勇敢，城内困守的将士情势每况愈下。樊绰以平静地语气记述了一桩骇人的事件，蔡袭率部用小枪俘获了一百余名寻传蛮，这些蛮人的下场是“江西将军士取此蛮肉为炙”。这意味着城内守军已然面临绝粮，到了以俘虏肉为食的地步。

　　最终的决战发生在863年2月28日，坚守近两个月的交趾城终于被南诏联军攻陷，蔡袭率领将士与敌军进行了激烈的肉搏，他身上中了十余箭，左臂中箭，但依然且战且退，身边的随从尽数牺牲，他依然在力战，直到他看见长安派来的监军宦官的船只舍弃了这些浴血奋战的勇士们离岸远扬，他不愿把自己的身躯留给敌人作为邀功的战利品，于是头也不回地走向了大海。

　　来到海边的，还有来自荆南、江西、鄂、岳、襄州的四百余名将士，他们在战阵中骑马砍杀，终于突出重围，但却发现没有船只。

　　眼前汪洋滔滔，身后追兵迫近。可以想象，这群遍体鳞伤的将士，已然陷入任人宰割的绝境。但绝望中却发出一声怒吼，都虞侯元惟德、管都头谭可言，军判官傅门——这些注定会消失在历史尘埃中的名字，对着那些连名字都来不及留下的同袍们高声喊道：

　　“诸儿郎等！水次无船，入水必死！与诸兄弟每一个人杀得两蛮贼，我辈亦得便宜！”

　　海水与血水的味道如此相近，都是带有一股咸腥的味道，是否正是因为有太多的生命葬送在大海里，才让海水沾染了血水的味道？城池焚毁的滚滚浓烟直冲天际，赤红色的火光映照着海面上殷红色的鲜血，樊绰在水中游着，竭尽全力地游着，直到游出这片血红色的天与水。

　　他并非全然贪生怕死，他无数次想过，如果他会操弄刀剑，他愿意与那些转身杀回去的同袍一起冲锋陷阵，在手中的陌刀在掉落地上之前，狠狠地饱饮敌人的鲜血。

　　但他不是将士，他只是个文人，一个跟随在主将身旁撰写文案的幕府从事。他不必死，也不能死，不仅仅因为他的臂肘上紧紧地系着安南都护的印信，更因为，他所经历、所目睹的一切，它们需要被记录下来，而自己是唯一能够这样做的人。

　　就权当是为自己求生找一个借口吧。樊绰凝视着手腕上那块圆圆的伤疤，正是在城破的那一日，被敌军射中留下的痕迹。他毕竟不是士兵，只是一名文士，好在，尽管它依然不时疼痛，但并没有痛到他无法写下这些故事：从南诏建立到安南沦陷，那些盟誓、那些背叛，那些贪暴、那些勇猛，以及那些终其一生可能都无法忘怀的创痛与悲伤。主将蔡袭蹈海自沉，随从家人七十余口都被杀死。四百余名转身赴死的勇士在斩杀了两千余名敌军之后，也慷慨成仁。自己的家人也沦没战场，恐怕如今也成了异域亡魂。南诏恼恨于唐军激烈的抵抗，在占领交趾后血洗屠城，被杀与被俘者据说有十五万人之众。

　　玄宗皇帝时代的那场惨败，至少还有成批的诗人们不吝才情，去遥揣、去想象、去哀悼、写出了传诵至今的不朽诗篇，但如今自己亲历的这场血战，却无人愿意提笔为那些亡魂写下只言片语。或许有，但也只是鲜为人知，只有半个世纪后，一本名为《北梦琐言》的笔记中，记述了一则无名诗人为那些从征未还的许州士卒写下的一曲讽刺的挽歌：

　　樊绰当然没有听过这首诗，就像这首诗的作者没有留下姓名一样，这首诗也注定会尘封在枯卷书页之中。被人遗忘。就像长安城中那些衣朱紫、腰金玉的衮衮诸公们，不会去费心记得数万里外，帝国极南之边一个士卒的名字一样，尽管他们在边疆绝域浴血厮杀的目的，正是为了端坐在这座煌煌帝都中的上位者们一颗野心、一份欲望，甚至仅仅是一个念头。

　　沉沉暮色终于吞噬了夕阳的血红，这般景象，想必在遥远的交趾也会上演，就像长安恼人的蝇蚊，在那里会变成嗜血杀生的毒虫。空中明朗的圆月同时照耀着安南沦陷的残垣断壁，与长安繁华的街市。盂兰盆中杂宝香花争奇斗艳，巨大的灯轮燃起了千枝烛光，宛如逝者的亡魂散发着幽光。梵呗此起彼伏响起，恭请诸天接引这些亡魂早登极乐。但樊绰知道，那些超度的经文，都不是为他们而念诵，经卷的题记，那些佛幡上的金字墨书，都不会出现他们的名字。对他们来说，长安是他们生前死后都永远无法到达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