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普及灵隐寺周边避坑要点，重点讲清楚千年古刹的历史底蕴和前世今生。作者查阅大量资料，结合景区周边各行各业资深人士毫不吝啬地和盘托出，努力呈现一个生动实用的参访攻略。

　　进入灵隐寺首先要购买飞来峰景区门票（45元），然后再购买灵隐寺门票30元，两个门票可以在景区门口扫码分别购买，进入时依次电子验码即可。其中景区门票包含了永福寺、韬光寺，体力好的可以从容的安排灵隐寺——永福寺——韬光寺——北高峰灵顺寺（财神庙），因为韬光出来有个地方就可以出景区，直接走上北高峰灵顺寺，下灵顺寺往西溪路下去，如此景区堵车就与你无关了（需要体力相当好）。

　　机场、火车站都可以坐地铁到黄龙，然后乘坐专线抵达更为经济快捷。票价5元/位

　　黄龙至灵隐专线的服务时间为周一至周日，9:00~15:00，上车点位于黄龙体育中心地铁站B出口（地铁3号线号线）。

　　返程可选择九里松停车场开往黄龙体育中心北门，服务时间为九里松停车场10:00-18:00；黄龙体育中心北门10:30-16:00。

　　景区周六日单双号限行，景区共3个停车场，主要集中在灵竺两侧和九里云松停车场，距离飞来峰景区售票处比较近。

　　小长假及旅游旺季(3月15日-5月31日，9月15日-11月30日)的双休日白天20元/小时，停车1小时内以小时为一个计费单位。每个计费单位前15分钟免费，超过则进入计费时间并按一个计费单位计费。

　　1、卖茶叶停车是个坑，尽量避开。可以自行搜索科普。买茶叶请到正规营业场所，认准西湖龙井茶叶防伪标识，因为景区工商打击力度大，现在很多小贩不敢说是西湖龙井，只说浙江龙井或龙井。

　　2、买香也省了吧！寺院禁止外带香火进入寺院，寺院也贴心的免费赠送三支植物清香。（如果这都满足不了你，只能说你有多贪婪，要拿多少香去和佛祖谈生意，三支清香，一片诚心。）

　　3、20元的全天停车券！如果旺季停车非常难，一不留神停进了白乐桥社区，那么建议在饭店或民宿消费时，向老板额外购买一张20元的停车券，这个停车券可以保障你在白乐桥一天停车无忧。（态度要好哈，不然他们也是每月限量购买的。）

　　4、白乐桥算是灵隐寺边上最近的村子，里边营业的机构都还比较正规，景区工商综合执法还是很给力的，很少见到宰客现象。派出所更是随叫随到，甚至早晚都能看到执勤巡查的身影，有问题第一时间找叔叔，电线，响应非常及时。如遇疑似电线咨询，只要不打款，叔叔都能帮到你。

　　5、非常不建议，与主动搭讪的野导、揽客出租车过度交流，坑多。可以查询「B太」的打假视频

　　灵隐寺主要由天王殿、大雄宝殿、药师殿、直指堂（法堂）、华严殿为中轴线，两边附以五百罗汉堂、济公殿、联灯阁、华严阁、大悲楼、方丈楼等建筑所构成，共占地一百三十亩，殿宇恢宏，建构有序。大雄宝殿中有一尊释迦牟尼佛像，是以唐代禅宗佛像为蓝本，用二十四块樟木雕刻镶接而成，共高24.8米，妙相庄严，气韵生动，为国内所罕见。

　　灵隐寺，又名云林寺，建于东晋咸和元年（公元326年），至今已有1698年历史，也是江南著名古刹之一，杭州最早的名刹，也是中国佛教禅宗十大古刹之一。地处杭州西湖以西灵隐山麓，背靠北高峰，面朝飞来峰，两峰挟峙，林木耸秀，深山古寺，云烟万状。寺院殿宇巍峨，雕梁画栋，古朴庄严，集精巧的建筑结构和精湛的雕刻艺术于一身，充分体现了古代汉族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艺术创造力，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杰作。尤其历代皇帝御赐的赭黄色和龙形图案，成为现代人追捧的网红打卡点。

　　开山祖师为西印度僧人慧理和尚，慧理系西印度僧人，史称“天竺僧”，大约公元330年从中原洛阳云游来到杭州，当时的杭州仅仅还只是一个不被世人熟知的小村镇，发生著名的勾践与夫差故事时，杭州只是越国首都绍兴下面的边陲小镇。公元326年西印度僧人慧理来到杭州，说明一句，古印度非今天的印度。

　　灵隐寺的创建，颇具传奇色彩。印度僧人慧理从中原云游入浙，登临灵隐山时，见山中一峰似曾相识，说：此乃天竺灵鹫山一小峰，不知何代飞来一佛在世日，多为仙灵所隐。遂在飞来峰下卓锡建寺，连建五刹：灵隐、灵山、灵峰、永福、下天竺(另有一说为：灵鹫、灵隐、灵山、灵峰、灵顺)。

　　梁武帝天监三年（504年），萧衍下诏“舍道归佛”，将佛教奉为国教，随即大兴土木，建寺立塔，一时间，佛刹林立，出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之盛况。杭州为南朝属地，自然就出现了不少佛寺。古人云：上有所好，下必从之。皇帝爱佛教，便会到处建造寺院，听到梵呗钟声。当时，在杭州，就建有天真寺、净空寺、东林寺、建国寺、发心寺、孤山寺等，还有许多俗家居士，舍宅建寺，供奉香火。灵隐寺也得到了梁武帝的青睐，赐田扩建，规模粗具，香火渐盛。

　　北周武帝年间（561-578年），一度宣布废佛，并下令僧徒还俗，焚烧法器佛典，将寺庙充作公产。尽管这次法难对北方寺院打击很大，南方寺院稍好，但也不能说没有丝毫影响。有些胆小的僧人，风闻法难之声，便悄悄溜走，还俗的还俗，隐居的隐居，致使灵隐寺陷入冷落荒寂之中。

　　隋文帝仁寿二年（602年），隋文帝不但恢复佛教，还派僧人慧诞法师来杭弘扬佛法。在灵隐寺前飞来峰与莲花峰间栈道建神尼舍利塔(后倾圮)。

　　《灵隐寺记》：“晋宋已降，贤能迭居，碑残简文之辞，榜蠹稚川之字。榭亭岿然，袁松多寿，绣角画拱，霞晕于九霄；藻井丹楹，华垂于四照。修廊重复，潜奔潜玉之泉；飞阁岩晓，下映垂珠之树。风铎触钧天之乐，花鬘搜陆海之珍。碧树花枝，春荣冬茂；翠岚清籁，朝融夕凝。”——唐陆羽

　　陆羽，唐肃宗时人。当时他为了撰写《茶经》，考察茶山，曾寓居过灵隐。他还写过《二寺记》：南天竺，北灵隐，有百尺弥勒阁、莲峰堂、白云庵、千佛殿、巢云亭、廷宾水阁、望海阁。可以说，陆羽的记载是非常可信的，当时，灵隐寺的规模已非常了得。寺宇的规模广大，天下高僧云集。

　　唐长庆年间(821一824年)，灵隐寺僧道峰专修华严宗，他常在灵隐寺本山和杭州各寺之间讲经说法，信徒甚众。白居易《华严经社石记》载：唐长庆二年(822年)，道峰在龙兴寺开讲《大方广佛华严经》时，听众达数千人之多，盛况空前。

　　华严宗也名贤首宗，以其创始人唐僧法藏受赐贤首之号，故名。该派以《华严经》为主要经典，认为佛教由浅入深可分五个层次：小乘(即声闻小乘教)、始教(即大乘初阶)、终教(即大乘终阶)、顿教(顿超顿悟法门)、圆教(圆满无缺无碍之理论)。又以六相、十玄、三观作为基本思想。阐发了《华严经》有关法界缘起、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无尽圆融的教义，并以圆融无碍作为最高的认识境界。该教融入儒、道思想，调和了佛教内部各派之间的矛盾。当时的灵隐、天竺诸寺，皆奉华严宗，一时间，宗风甚炽。

　　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发生了佛教史上再一次大规模的“会昌法难”事件。武宗力主排佛废佛并禁佛。灵隐寺噩运难逃,寺毁僧散，钟寂烟灭。其后，稍作恢复，然一时难成气候，仅延香火而已。

　　吴越王钱缪时，情况大有改观。相传，钱氏寒微之时，初奉道教，后遇高僧法济，对他说“他日成霸吴越，当须护持佛法”，并劝他：“好自爱，他日贵极，当以佛法为主。”他对法济禅师十分尊重，“见必跪拜，檀施丰厚，异于常数”。法济圆寂时，他亲自撰写赞词并亲执丧礼，追谥为“建初兴国大师”。临终时，钱氏又告诫他的儿子：“吾昔自径山法济示吾霸业，自此发迹，建国立功，故吾常厚顾此山焉！他日汝等无废吾志”。于是，钱氏三代五王始终奉行“信佛顺天”之旨，使得杭州城乡，遍布寺院，寺与寺之间，梵音相闻，僧众云集。据史书记载：“吴越国时，九厢四壁，诸县境内，一王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含十四州悉数数之，不胜举目矣。”吴越寺庙“倍于九国”，扩建创建的寺院有史可据的就有二百余所。在杭州的历史上，吴越时期，吴越王“以有土有民为主，不忍兴兵杀戮”，保境安民，休兵乐业，清明向上的“吴越之治”，使杭州成为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更是佛教文化的中心。吴越时期的摩崖石刻，佛像塑造、佛经雕刻特别丰富，寺宇园林、佛塔经幢随处皆有。学佛习禅之人日渐增多，佛门禅坛的诗词文章层出不穷。灵隐寺再一次佛光重现。

　　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年)，吴越王钱弘仿曾扩建灵隐寺为九楼、十八阁、七十二殿。一时间僧众三千之多，常有异邦僧侣前来取经。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吴越王钱弘从奉化请来高僧延寿主持灵隐寺，新建僧舍五百余间，建石幢二座。东建百尺弥勒阁，西有园，共有殿宇房舍一千三百余间，廊庑曲折萦回，自山门左右连接方丈，称寺为灵隐新寺。

　　宋初文学家罗处约的《重修灵隐寺碑记》可以看出，那时灵隐寺的建筑精美，环境清幽，内部装饰非常华丽，寺容极为庄严。苏东坡《游灵隐寺》一诗中有高堂会食罗千夫，撞钟击鼓喧朝晡之句，可以想见灵隐寺在那时的空前盛况。

　　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章懿太后赐脂粉钱九千五十四贯给灵隐寺，作为修葺寺庙之用。

　　天圣八年(1030年)，因灵隐寺斋僧施粥的需要，将位于杭州、秀州(今嘉兴)两地良田一万三千佘亩，赐予灵隐寺作为庙产。

　　景佑二年(1035年)，住持延珊将凿制于开宝二年(969年)置于吴越王家庙奉先寺(现已废)的经幢两座移至灵隐寺天王殿前。

　　皇佑元年（公元1049年）赐御绣《观音心经》二卷、《回銮碑》及飞白黄罗扇等御用之物。

　　庆历年间，丞相韩琦、参政欧阳修等奏赐契嵩所著书《传法正宗定祖图》、《传法正宗记》、《传法正宗论》三书（合称《嘉佑集》）和《辅教篇》等人藏。宋仁宗准奏下旨传法院编入《藏经》，并赐契嵩明教大师的称号。契嵩是北宋云门宗的名僧，主张融合儒释两教，以佛教五戒、十善会通儒家的五常。他著有《原教论》一书，竭力反驳排佛者，以原教论明，儒释一贯的立论，来维护和阐发佛教教义，强调佛儒两家都以教人为善为宗旨，相资善世，受到朝野上下的一致敬重。自此之后，灵隐寺名闻遐迩，海内外佛教信徒纷纷前来探求佛法。当时的灵隐寺已成天下禅宗圣地。

　　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宋高宗为保皇位，偏安东南一隅，不思迎回被金人掳去的徽、钦二帝，却大力宣扬他的孝道，将一些名刹梵宇改为祀庙斋宫，把净慈寺改名为报恩光孝禅寺。

　　绍兴五年(1135年)，将灵隐寺改为灵隐寺崇恩显亲禅寺。高宗和孝宗时常到灵隐寺进香，闲暇之际，挥洒翰墨。宋理宗把显亲禅寺原有的大雄宝殿改名为觉皇殿，另外赐书妙庄严域四字。

　　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年)，评定浙江禅院，径山为第一，灵隐次之，净慈又次之，宁波天童寺又次之，阿育第五。

　　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二月，诏令每年四月初八佛诞日赐帛五十匹于禅寺。

　　乾道八年(1172年)，宋孝宗亲临灵隐，宣慧远奏对，又赐号瞎堂禅师，改法堂名为直指堂，又赐瞎堂禅师直指堂印。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灵隐寺仿净慈寺建田字殿，塑五百罗汉，一时间，杭嘉湖地区盛传数不清的灵隐罗汉。

　　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宋理宗赐号的觉皂殿蠹朽倾颓，由寺僧慈照、住持正传与平章张缔重修，历时四年，于元仁宗皂庆元年(1312年)竣工落成。

　　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年)，竹泉法林禅师自净慈寺迁往灵隐，一度宗风甚炽，朝廷授其金褴衣。不久，因他长期云游会稽山中，行院具疏奏请朝廷下旨并多次请他回归灵隐，他勉强答应住了三年，就退居了幻庵。

　　元顺帝至正十九年(1359年)，寺毁于兵火，损失惨重，尽管住持辅良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重修，但仅建了方丈室与伽蓝堂，灵隐寺的盛况已不再，曾经有过的罗食千夫、撞钟击鼓的盛况已成过眼烟云，灵隐寺的衰落于元代初露端倪。

　　明太祖朱元璋曾是曾为僧人，定都金陵(今南京)后，就诏今天下举荐佛门高僧，召开了无遮大会。灵隐寺为江南名刹，自然派了不少僧人前往参加。

　　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把灵隐寺住持见心来复召京说法，轰动朝野，四众归敬。明太祖亲封他为十大高僧之一，授以金褴袈裟，并命他撰正心、崇本、观道、敬贤四箴，后因胡唯庸案牵连而被下狱杀害。

　　明代初创之时，崇尚佛法，不久，就以整顿为名，对各寺庙采取种种限制的措施。灵隐寺僧十白法难惨剧再一次降临，便主动把宋时朝廷所赐的杭、秀(今嘉兴)两州庙田一万三千亩交还朝廷，以免灭顶之灾。灵隐寺僧的这种做法，深得明太祖赏识，所以他把其中的部分田地赐还给灵隐寺。洪武三年，灵隐寺失火，损失较重。

　　洪武十七年(1384年)，住持慧明重建了觉皇殿，改寺名为灵隐禅寺。因一时资金不足，佛殿内的佛像直到永乐元年(1403年)才增塑完毕，由僧善才募施装修大佛诸天及诸供具。觉皇殿总是多灾多难，至宣德五年(1430年)，觉皇殿再次毁于火。

　　宣德七年(1432年)，由住持昙缵建左右翼门和面壁轩，继由住持良阶重建觉皇殿。据说，殿中有丈余长的拜石，刻有花卉鳞甲文，工巧如画，精美异常。但整个殿宇，部分堂室已圮废糜朽，旧观实难重现。

　　正统十一年(1446年)，寺僧弦理建直指堂，堂额为张即之所书。这时，寺内已恢复建有弥勒阁、莲峰阁、千佛殿、延宾水阁，望海阁及白云庵、松源庵等，稍具旧时规模。

　　隆庆三年(1569年)，灵隐寺全寺均毁于雷火，仅剩直指堂。其时正值海寇纷扰，无暇顾及，寺僧德明等欲图复兴，可惜心有余而力不足。

　　万历十年(1582年)，才由吏部尚书张瀚、司寇陆光祖等迎如通法师做灵隐住持，至即讲经，信施颇丰。

　　万历十一年(1583年)冬开始重修灵隐寺，历五年而成。大殿仿唐而建，用平头柱四十八，石柱十六，改觉皇殿为大雄宝殿。寺成后，如通禅师开讲说法，士庶云集

　　万历十八年(1590年)，如通又和僧祓秽重建理公塔，并在正殿塑五百罗汉涌壁。在弥勒阁旧址建三藏殿，其后为直指堂、方丈室。方丈室左为妙应阁，右为选佛斋，张瀚为之撰记。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由司礼监孙隆进行修葺，并在三藏殿中置轮藏以奉藏经，计六百三十八函。轮藏之左为药师灯藏，计四十九灯；轮藏之右为水陆像藏，共一百二十五轴。

　　崇祯十三年(1640年)，灵隐寺又遭灾祸，全寺失慎于火，除大殿、直指堂等殿幸免于难外，其余悉付祝融之口。其时，昭庆寺与上天竺也焚于火。

　　到了明末清初，灵隐寺已成一苔寮藓壁的破败惨状。那时，灵隐寺建立了房制，共有二十四房。房制就是把各院落分作私人产业，一切收支及招收僧徒等事，外人不得干预。灵隐寺住持，由各公房推选，看上去俨然成了一个部落，世俗之味浓重，而道风自然就无从谈起了。各房除了公事，其他的事都自顾自的，谁也无心修复寺院殿堂。当时的住持是豁堂禅师，他自幼在灵隐寺出家，受戒后，遍参名师，得法于三峰法藏禅师，由各公房推举当了住持。他把自己的方丈称作破堂。面对满寺零落残败、风雨飘摇的凄凉景象，豁堂禅师自知难以使灵隐寺起死回生，便请在扬州弘法的深交具德和尚来重兴灵隐古刹。

　　具德和尚法名弘礼，是三峰法藏法师的嫡嗣，天童密云法师的法孙，为临济宗三十二世，不管到哪儿开堂说法，均受到僧众信徒的欢迎。《灵隐寺志》载：道风广被十座道场，位下法从动以千计。清顺治六年(1649年)具德和尚仔细地核查了明末如通和尚修造灵隐寺旧籍，共花银八万两。而到具德和尚时，工料价格倍增，没有百万银子下不来。众僧竭力反对。具德和尚力排众议，历尽千辛万苦，花了十八年，终于使灵隐寺面貌焕然一新。灵隐寺大雄宝殿上梁之日，前来观看的人达十多万! 《灵隐寺志》载：自建造以来未见若斯盛者也!

　　具德和尚修复后的灵隐寺规模非常之大，共建成七殿、十二堂、四阁、三楼、三轩等。

　　另外，还仿净慈寺建有五百罗汉殿，也称田字殿，共五十四间，建于西禅堂下。《湖山便览》卷五记载：法像小于净慈，而完好过之。除此以外，尚建有双桂室、香积厨、圃室，浴室、各寮房公所等。同时，寺里寺外，广植树林，称为玉树林。梵宫庄严华丽，时誉东南之冠。具德和尚惨淡经营十八年，使得灵隐寺法席一新，建置甚盛。《灵隐寺志》称：虽曰重兴，实同开创。王益朋在《重修灵隐寺碑记》里盛赞灵隐寺：钱塘三百六十寺，未有先此者也。后人评说灵隐寺历史，说理公为祖，延寿为宗，具德中兴，可见这三人名望均很高。具德和尚可以说是一个改革家，经过他的十八年努力，终于使灵隐寺的积弊尽除，禅风重振，时人皆称灵隐寺为东南第一山。不过，灵隐寺有这一天，还得感谢豁堂禅师，如果没有当初他慧眼识高人，把具德和尚请到灵隐寺来重整禅院，恐东南第一山的美誉还没这么早就能得到。

　　继具德和尚主持灵隐的是晦山和尚。据《灵隐寺志》载：晦山和尚具大才，未出家时，与吴梅村先生为同窗好友，文名甚著。明甲申(1644年)春，他听说李自成破京，崇祯殉国，就恸哭焚书，无意于仕途。《灵隐寺志》载曰：以金刚王宝剑斩断葛藤，于千华老人处受具，于具德老人处传法印。他曾当过几个大丛林的方丈，著《锻炼禅人说》十三篇，为诸方所钦仰。住持灵隐寺后，不改故常，建飞来峰碑坊、具德和尚慧日塔院、普同塔三座，以补未备。但晦山和尚的功迹尚不在此。他主要的功德在开示后人，得正法眼藏。《灵隐寺志》记载每结制一七之期，必有数人省发正法眼藏之利益。学人有如此滹沱绝学，重开生面，以大展具老人未竟之绪，灵隐重兴，固不在殿宇鼎新矣也。意思是说，具德和尚因把主要精力花在重振灵隐寺的建筑上，而很少有时间去开示后人，而晦山和尚正好弥补了具德和尚想做而没时间做的事情，其功甚伟！

　　据《云林寺志》记载：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帝南巡杭州时，驾幸灵隐寺。当时的住持是谛晖，请康熙皇帝题一块匾额。康熙亲书云林二字，灵隐寺遂改名为云林禅寺。之后，康熙皇帝在三十八年(1699年)、四十二年(1703年)、四十四年(1705年)又三至灵隐，均有记游诗文留下。

　　清雍正六年(1728年)，由总督李卫重修大雄宝殿、天王殿及诸堂字灯楼阁等。雍正十一年(1733年)六月初二日，颁帑金五百两，斋僧二干人。

　　乾隆初年，住持巨涛，嗣法谛晖，博涉群书，于佛学造诣颇深，为朝野所重。当时的光禄少卿扬州的汪应庚来游灵隐，与巨涛一见如故，捐资重修大雄宅殿及其他殿、堂、阁、轩、楼、亭等数十处，又补饰五百罗汉，修理合涧桥、龙泓洞、鹫峰径等，总共用去费用二万余两银子。从乾隆六年(1741年)十月至乾隆九年(1744年)十月，历时三年。

　　乾隆年间，乾隆帝分别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二十二年(1757年)、二十七年(1762年)三十年(1765年)、四十五年(1780年)、四十九年(1784年)六次驾幸灵隐，都有诗汜游，刊刻于石，至今仍立在寺前碑亭之中。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布政使徐恕及司道各府，因灵隐寺年久失修，捐款修葺。那时，全寺僧人五百余人，食用浩繁，又无田产，糊口之粮全向居民募化而来。因灵隐寺靠近天竺，故用天竺的香火钱来贴补灵隐斋粮的不足。这个办法得到朝廷核准，永远遵守。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因灵隐、天竺两寺同一住持，顾此失彼，难以兼顾，只得恢复分管旧制，至今天竺每年津贴灵隐斋粮银二干两。这个办法，直到民国以后才取消。

　　清嘉庆、道光两帝，对灵隐也一如既往地支持与关心，曾拨款给灵隐，作为修复与兴建的费用。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秋，灵隐寺毁于火。工程浩大，恢复不易，只得奏请朝廷，特赐帑金一万两重修。官员捐款一万一千两，加上富绅汪大临、金肇新等捐资，共得银十万七千两。当时的住持是仪谦，前前后后向浙西绅士募得银二万两左右。这次的修复工程，自清道光三年(1823年)七月七日始，至道光八年（1828年）四月十六日止，共用银十三万七千余两，使得灵隐还灵鹫之壮观，复名山之胜景。

　　道光十四年(1834年)，阮元为浙江巡抚，对灵隐关照有加。他主持刻朱熹、翁方纲等集成，议藏灵隐，故建了灵隐书藏。又广集世典储藏其中，对书籍加以编号，制订管理条例，并选寺僧玉峰、偶然两人按照所订条例来管理书籍，阮元亲自撰写灵隐书藏汜。灵隐书藏，内容丰富，有宋明教契嵩禅师的上堂槌，宝达的照佛镜、白沙床，宋孝宗赐的直指堂印，范仲淹所遗之床，秦桧赠送的斋僧锅，龙文拜石，沈周飞来峰图、灵隐山画卷，程嘉燧的冷泉亭图，李流芳的西湖卧游画册、冷泉红树图，宋天圣八年(1030年)赐杭州灵隐山景德灵隐禅寺牒。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入杭州，大多寺宇被毁，灵隐寺仅存天王殿与罗汉堂。灵隐书藏中的珍贵藏物大量流入民间乃至湮没。

　　自此之后，住持是贯通，他是天竺法镜寺僧，到了灵隐寺后重修联灯阁、大寮、库房等房屋，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圆寂。继贯通法师做住持的是昔征和尚，他在灵隐寺住持十年，曾得到盛怀的护持。

　　宣统二年（1910年），昔征重建大雄宝殿，高十三丈五尺。建殿木料是清廷从美洲购买而得，原系修理颐和园的，因时局不稳，无法整修，故而南运杭州，修建灵隐。这是灵隐寺在民国以前的最后一次整修。

　　民国九年(1920年)，慧明做住持，行事脱略，将全寺事务交由监院却非打理。

　　民国十九年(1930年)，慧明示寂，却非继任，锐意整顿，重修翠微亭、舂淙亭并天王殿，使寺字旧貌换了新颜。

　　民国廿五年(1936年)冬，罗汉堂失火被毁，前代所遗之物，仅存天王殿中的木刻韦驮像了。

　　民国廿六年(1937年)十一月，日本侵略军进入杭州，市民逃难到灵隐与天竺。经十字会设难民收容所于灵隐，收容难民五六百人，嘈杂无序，惨不忍睹。当时灵隐寺内的客堂、伽蓝殿、梵香阁及东山门，都因难民夜半失戒于火而被毁。

　　却非和尚眼见处境艰难，暂去上海避世。寺庙无主，情形更见窘迫，寺僧无以为炊，常露饥饿之色。抗战结束后，却非和尚返回灵隐寺，虽说退居二线年冬圆寂。

　　解放之后，由于灵隐寺大殿遭受白蚁蚀蛀，大殿正中部分倒塌，佛像被压毁。1952年夏，由民政厅组成杭州市灵隐寺大雄宝殿修复委员会主持修复工作，由政府拨款，经两年多时间，大殿终于竣工。有关大殿佛像的塑造问题，也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批示。

　　50年代时，灵隐寺的住持是大悲法师，他率领寺僧参加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大运动，将百亩土地交公，并废除子孙制等不合理制度，实行十方丛林制，整饬寺院戒律，并要求寺僧诵经学佛，锐意进取，一改以前寺僧散漫习气，使灵隐寺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十年浩劫之初，一股破四旧的狂风震撼着宗教界，灵隐寺受到极大的威胁，所幸周总理得到这个消息后，发来灵隐寺暂加封闭的电报，才使灵隐寺逃过大劫，得以保存下来。

　　1966年文革“破四旧”疯狂的年代，杭州在3天时间内300多座寺庙遭灭顶之灾，几乎是一夜间被彻底摧毁，但意外与幸运的是灵隐寺被奇迹般的保护下来了，这要感谢当时浙江大学机械系的学生。1966年8月24日，当得知准备砸掉灵隐寺消息时，浙大机械系中的保守派学生联合部分市民率先在灵隐寺组成人墙与造反派对峙，双方展开灵隐寺到底是文物还是四旧的激烈辩论，当时场面混乱不堪，冲突一触即发。

　　直至后来市委紧急向周恩来总理两次请示，被认定灵隐寺是文物，不能砸掉后，最终造反派才收手，躲过了一劫。周总理明确指示：灵隐寺不是“四旧”，是国家的重要文物，是世界闻名的宗教胜地。灵隐寺不能砸。可将灵隐寺暂加封闭。周总理这次电话的内容，虽然现在查不到第一手文字资料，但《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的有关内容也可作为佐证：“1966年8月底，得悉冲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杭州灵隐寺，嘱秘书打电话告浙江省委：灵隐寺要保护，省委要做好工作。后又致电浙江省委：灵隐暂加封闭。”之后，灵隐寺被长期封闭，直至1970年因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来访才重新整理开放。

　　1975年，因接待国宾需要，经国务院批准，于当年11月开始进行全面整修，共耗资一百三十余万元。寺内佛像，全部贴金，石塔与经幢等进行保护性整修，并对飞来峰造像进行修补。这项修复工程于1980年结束。虽说寺宇重修，但这段时期，左的思想影响仍很严重，寺庙中反映出不少与寺规不相符合的问题，如寺庙只能作一般的浏览景点，不举香火，不准跪拜，严重影响了名刹的形象。此时，大悲法师已经圆寂，继他上任的是尘空法师，然因寺内大多僧众被遣散回了原籍，一时间变得寺大僧少，只得设法找回原有的一些僧人，但那些僧人仍心有余悸，寺内规制松弛，宗风不振。加上寺内经费没有来源，生计维艰。

　　1982年，实行双轨制，对外有十方丛林制，内部实行民主管理，成立寺庙管理委员会。经费来源方面，通过实行门票制(香花券)，能自给自养，并能积极参加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

　　1987年开始实施《灵隐寺总体规划》(即十年规划)，在市佛教协会支持下，监院根源、继云、体严率两序大众，并得到海内外众多佛弟子的护持与关心，全面整修了大雄宝殿，将佛像进行了重新贴金工作。

　　1998年，木鱼法师出任灵隐寺方丈，他引领一些有才识的僧众骨干，充分发挥佛教的优良传统，按伽蓝规制，纵深布局，完善古刹的庄严氛围，重建了藏经楼。清浙江巡抚阮元在灵隐寺建立灵隐书藏实际上是我国最早的公立图书馆，可惜该楼毁于太平天国战火。时隔一百四十余年，新建的藏书楼规模大，藏经丰富，品位高，同时重建罗汉堂。

　　2011年10月8日受两序大众迎请，杭州佛学院院长光泉法师，晋院为灵隐寺现任方丈。光泉法师致力于打造新时期的“东南佛国”、禅宗戒律道场，对灵隐文化、僧团建设作出巨大贡献。

　　目前，杭州灵隐寺恢复了自民国七年，中断95年之久的三坛大戒。持续十余年组织托钵行脚慈善活动，面向杭州民众在腊月初八期间每年施粥40万份，连续十年举办孝亲文化活动、新年送福年历文化活动，并积极开展国家间的佛教文化交流，推动全国讲经交流活动。今天全国性的文明敬香活动也是灵隐寺首开先河，终结了高香大香商业炒作，杜绝了在寺院烧高香大香的世俗攀比陋习。

　　从慧理禅师开山至今，灵隐寺已屹立了1698年。沧海桑田，世事变迁，灵隐寺见证了历史兴衰，其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滋养着无数人心灵。灵隐寺不仅是佛教信众的精神家园，也是文化爱好者的宝贵遗产。它的建筑风格、雕塑艺术和丰富的文物，展现了几千年来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与变迁。在这里，时光仿佛静止，每一块砖瓦、每一尊佛像都诉说着历史的故事。无论是香火缭绕的殿堂，还是幽静清凉的山间小径，灵隐寺始终以其宁静和庄严，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和朝圣者，为人们提供了一方心灵的栖息地，感受到千年前的禅意流淌和心灵的升华。

　　灵隐寺按“伽蓝规制”纵深布局，完善古刹环境，复建历史上重要殿堂，以改革原来遗留的中轴单调，殿堂残缺的缺陷，并要求在殿堂规模设计上精益求精，力求恢复历史旧貌，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沿中轴线形成五层格局：天王殿-大雄宝殿-药师殿-藏经楼（下设法堂）-华严殿

　　同时向两翼布局，先后建成线刻五百罗汉堂、道济殿(现称济公殿)、客堂、祖堂、大悲阁、文物展厅（藏品陈列）；并于原罗汉堂遗址重建五百罗汉堂，陈列平均身高1.7米的五百青铜罗汉，堂中央另建12.6米高的四大名山铜殿。

　　此外，每进殿堂建有宽敞平台，美化古刹环境。先后建成了大型《心经》壁、百狮群雕等，并于五百罗汉堂西北建冽泉，借假山叠石形成自然瀑布流入阿耨达池，池边建有“具德亭”，以纪念清初具德中兴灵隐之功。

　　今日灵隐寺是在清末重建基础上陆续修复建，灵隐寺布局与江南寺院格局大致相仿，全寺建筑中轴线上依次为天王殿、大雄宝殿、药师殿三大殿。

　　天王殿前左右各有石经幢一座。两经幢都有《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建，时大宋开宝二年己巳岁闰五月》题记。

　　灵隐寺天王殿上悬“云林禅寺”匾额，为清康熙帝所题。据灵隐寺记载，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帝南巡至灵隐，一日早晨灵隐寺住持谛晖法师陪同康熙帝登上北高峰，只见灵隐寺笼罩在一片晨雾之中，一派云林漠漠的景色，回到山下，谛晖法师请康熙帝为寺院题字，康熙帝即景生情题了“云林禅寺”，但灵隐寺已名扬天下，人们依旧称云林禅寺为灵隐寺。

　　背对山门的佛龛供奉的是佛教护法神韦驮雕像，像高二米半，头戴金盔，身裹甲胄，神采奕奕。这尊雕像以香樟木雕造，是南宋留存至今的珍贵遗物，已有700多年历史，很具观赏价值。一直有人说韦陀所持的杵，指地是不接待外来僧人挂单，托在手上是接待外来僧人挂单，个人觉得太偏颇了，稍微了解一下宗教政策就应该知道，目前我国现行的宗教管理制度，都是属地管理，僧人都有固定场所和僧伽资格证，实际的流动性不大。

　　【知识点】虽然我国目前尚无一部全国性的宗教法典。遵循的法规主要是2005年3月1日施行的《宗教事务条例》。该条例第二十条明确了宗教活动场所可以依照宗教传统接受信徒的捐赠，但不得进行强迫或摊派。同时，非宗教团体和非宗教活动场所不得组织和开展宗教活动，也不得收受宗教性质的捐赠。这意味着，即使是受持戒律的僧侣，也不得在宗教场所之外进行化缘。如果在街头、家中或其他非宗教场所遇到僧人化缘，无论其真实性如何，这都违反了《宗教事务条例》的规定。此外，佛教协会的章程也对此有明确规定。所以下次在大街遇见拦路化缘的僧人大可不必理会，情节严重的可以直接报警。因为真正的僧人不会去拦路化缘，这在我国宗教管理要求中已经有明确规定。

　　天王殿两侧是四大天王彩塑像，高各八米，个个身披重甲。其中两个形态威武，两个神色和善，俗称四大金刚。

　　大雄宝殿前月台两侧各有一座八角九层仿木结构石塔，塔高逾七米，塔身每面雕刻精美，经古建筑专家梁思成生前考定，两石塔亦雕造于吴越末年。据说建于公元969年。

　　灵隐寺大雄宝殿中央供桌上供奉着国运牌位，既是佛教中国化的生动诠释，更是中国佛教爱国爱教的传统的一脉相承。上书：“中华人民共和国禄位，国基永固、繁荣昌盛、人民康乐、世界和平。

　　正面是大雄宝殿，原称觉皇殿，单层三叠重檐，气势嵯峨，重檐高33.6米，十分雄伟。大殿正中是一座高24.8米的释迦牟尼莲花坐像，造像“妙相庄严”、“气韵生动”，颔首俯视，令人景仰，这是中国最高大的木雕坐式佛像之一，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宗教艺术作品。正殿两边是二十诸天立像，殿后两边为十二圆觉坐像。

　　大殿后壁有“慈航普渡”、“五十三参”海岛立体群塑，共有佛像150尊，正中为鳌鱼观音立像，手执净水瓶，普渡众生，下塑善财童子及其参拜观音故事，善财童子参拜名师53位，第27参拜见观音得道成佛。观音两侧为弟子善财与龙女，上有地藏菩萨，再上面是释迦牟尼雪山修道的场景：白猿献果、麋鹿献乳，整座佛山造型生动，很有艺术价值。灵隐寺的原释迦牟尼佛像，于1949年大雄宝殿正梁因白蚁蛀空倒塌时被毁这座佛像是在1953年重修寺宇时，由中国浙江美术学院的雕塑家和民间艺人们采用唐代禅宗佛像为蓝本共同精心设计的。佛像高十九点六米，比原先的释迦造像高一倍多，用近百块香樟木雕成。佛像造型端庄凝重，气宇轩昂，低眉细目，极具风采。

　　殿上端坐须弥座上的就是药师佛，只见他面相慈善,仪态庄严，蓝色肉髻,双耳垂肩,身穿佛衣,胸口有个明显的“卍”字,右手持药丸,左手捧佛钵,双足跏趺于莲花宝座中央。左边站立日光菩萨，手托太阳，象征着光明;右边站立月光菩萨，手托月亮，象征着清凉。佛台旁的抱柱楹联：“五蕴皆空，一尘不染，虽非类横侵，终与感化而归正觉；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有情通则，更期精进共证菩提。”是时年九十五岁的著名书法美术大师谭建丞所题。药师佛大殿两边还有十二尊塑像是药师佛的十二位弟子，号称药童，又称药叉神将，顶盔贯甲，神态威武，手下各有七千神兵供调遣，他们按十二个时辰排序。在各地护祐受持药师佛名号之众生。

　　据清康熙《灵隐寺志》记载，相传东晋成帝咸和元年（326），印度高僧慧理来杭州传经。游览飞来峰时，看到山上古木参天，岩峰怪奇，不禁惊曰：“此乃中天竺国灵鹫山之小岭，不知何以飞来？”众人不信。慧理又道：“此峰向有黑白二猿在洞修行，必相随而至此。”说罢，走到洞口一呼，果然走出黑白两猿，这便是呼猿洞的来历。慧理在这里建起了灵隐寺，把寺前那座山称为“飞来峰”、“灵鹫山”。

　　飞来峰造像起自青林洞，终于法云弄，飞来峰位于杭州灵隐寺正南，又名灵鹫峰。这座长约800米，宽约400米，海拔168米的山峰，其间共有一百五十余龛，四百七十余尊。依据时代特征判断以宋代造像居多，但多数没有明显的题刻，包括著名的卢舍那造像和弥勒佛造像。北宋的造像有232余尊。主要分布于青林、两洞，题材多为罗汉、祖师像。洞内的六祖像，形体较大，是天圣四年（1026年）的作品，风格比较古朴。元代石刻造像现存约67龛，造像大小合计约116尊，这些造像多分布在冷泉的南岸和青林、等各洞周围的悬崖峭壁上。飞来峰造像自唐代以来兴起，在宋元时期各掀起一个造像的热潮，宋代造像以承袭唐风为主，而元代造像则多融合汉梵两式。堪称中国石窑造像艺术中的瑰宝，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年代最早的是青林洞入口靠右的岩石上的弥陀、观音、大势至等三尊佛像，为公元951年所造。而卢舍那佛会浮雕造像则是北宋造像艺术中的精品。最为人所知的，莫过于大肚弥勒和18罗汉群像，此为飞来峰摩崖石刻中最大的造像，也是国内最早的大肚弥勒造像。佛像雕刻生动传神，坐于佛龛中的大肚弥勒坦跣足屈膝，手持数珠，袒胸鼓腹而开怀大笑，将“容天下难容事，笑天下可笑之人”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周围并环十八罗汉，也是神情各异，细致生动。妙相庄严，弥足珍贵。

　　它的山体形态、岩石结构，与周围林立的群峰迥然不同，环拥飞来峰的北高峰、美人峰、天竺山和天马山等山，山体高峻伟岸，由石英砂岩构成；而飞来峰低矮瘦削，山上岩石，怪石峥嵘，山体呈椭圆球状，由石灰岩构成。飞来峰四周被沟谷割开，呈一峰孤立。

　　另一说：从前，四川峨眉山有一座会飞的小山峰。它今天飞到东，明天飞到西，飞到之处，压坍民宅，压死村民，给人们带来灾难。杭州灵隐有个和尚，不吃斋不坐禅，经常手摇破蒲扇，脚拖破僧鞋，东游西荡，人们叫他济颠。这一天，济颠算知中午辰光四川的那座会飞的小山要飞到灵隐寺前的村庄上，山峰落下来会压死很多人。于是，他五更天爬起来，挨家挨户诉说午时三刻有山峰要落下来，大家赶快出门躲避。他说得嘴唇破，唾液干，还是没有一人相信他说的话。近午时分，济颠急得团团转。忽见有户人家在娶媳妇，新郎新娘在拜天地。济颠和尚钻进人群，把新娘子往肩上一背，就冲出大门朝村外跑。村民见状，气得抓门闩、抡扁担没命地追赶济颠。全村人都追出来了。就在此时，一霎间天昏地暗，轰隆一声巨响，山峰落在村庄上。大家才明白过来，济颠抢新娘，是为了救大家的性命。人们在山上遍凿佛像，以镇住山峰，不让它再飞到别处贻害人间。

　　飞来峰下一大洞，内有济公的床。据前人记载，飞来峰过去72洞，但因年代久远，多数已湮没。仅存几个洞，大都集中在飞来峰东南一侧。

　　最南端一个叫青林洞，洞内有石床、手掌印，传说石床为“济公床”，后掌印为 “济公手掌印”。此外， 还有洞、龙弘洞、 射旭洞等。

　　又名蝙蝠洞，罗汉洞，洞内面积270平方米。飞来峰洞有一对联道出了谜底：“人到无求即是佛，山因无据说飞来。”古人对飞来峰独特的地质地貌无法作出科学的解释，便以丰富的想象来解题。

　　又名通天洞，洞内壁上有一尊天冠观音，是观音造像中难得见到的一尊。在洞深处有一石径可通往龙泓洞。

　　飞来峰西麓，天王殿外一线天前，有冷泉掩映在绿荫深处，泉水晶莹如玉，在清澈明净的池面上，有一股碗口大的地下泉水喷薄而出，无论溪水涨落，它都喷涌不息。

　　两百多年后，白居易的超级“粉丝”也慕名来到了冷泉亭，这个人就是同样来杭州当市长的诗人官员苏轼。

　　苏轼号东坡居士，“东坡”这个名号与白居易有很深的渊源。白居易曾写过《东坡种花》《东坡种树》《别东坡种树》等诗篇。苏轼常在自己的诗作中表达对“偶像”白居易的仰慕。如在《去杭州》中他说：“出外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校前贤”，“衰朽”是苏轼自喻，“前贤”就是指白居易。后来，还给自己取了“东坡”的雅号。

　　心境、思想，以及在杭州为官的执政理念等，苏东坡都与这位前辈有着高度重合的地方。白居易疏浚西湖，他也疏浚西湖，继承偶像的事业，并且将工程规模扩大。

　　传说，苏东坡曾在冷泉亭“画扇判案”，判完案子，就开始就地喝酒吟诗。每次去时，必带上几个随从。一到亭子里，他便令牍吏摆上桌椅笔墨，摊开卷宗，开始判决公案。苏东坡豪放不羁，才思敏捷，工作效率很高，公务一完毕，苏东坡就令人马上撤掉公文案卷，摆上酒菜，与手下牍吏共饮同酌，直到暮色降临，才恋恋不舍地打道回府。

　　敦煌石室藏唐人书《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灵隐藏品中最古的一件文物。通过端庄严谨而又精熟优美的书法字迹，我们仍然能够感觉到佛法的庄严威仪和抄经手娴熟的书写技巧。这卷写经纸张经黄檗染制，历1000余年而依然坚韧完好、轻盈光洁，未受虫蛀。“这是目前所发现的灵隐寺所藏经卷中最古老的一件。在它身上，1000多年的岁月却好像没有痕迹地如云烟一般过去了。俗话说，纸寿千年，但这件作品历经1400多年的历史，至今还完好无损，极其难得。”

　　明董其昌书《金刚经》册页是一件有很高艺术价值的珍品。该册页起首两页是乾隆御题“香光法宝”、“永镇云栖”。此本册页原是云栖寺的藏品，其上钤盖有“云栖常住法宝”方形印，后归灵隐寺所有。通过董其昌的题跋可知此册书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是为荐亡父母而捐给云栖寺莲池和尚的。字迹工整隽秀，应当属于董其昌比较早年的作品。董其昌跋后还有崇祯己卯（1639年）冯大淑观跋；以及乾隆皇帝于辛未年（1751年）到云栖寺观赏此册页所作题识。丁丑年（1757年）乾隆又到云栖寺再观此册，又题诗四首并识年款。

　　水陆画是水陆法会不可或缺的圣物之一。灵隐寺这批水陆画中的两幅题有“崇祯十三年”款。描绘的内容有如来像、文殊菩萨像，普贤菩萨像、地藏菩萨像、诸阿罗汉像、天龙八部众及金刚力士像，等等。有的还题有供养人姓名及诸佛菩萨罗汉名号等。佛菩萨造像端庄典雅，绘画技法高妙，设色古雅；绢素既有典型的明代粗绢，也有几幅质地格外精细的。各幅保存均基本完好。

　　22幅明代菩提叶《庄严三宝图》，其描绘对象包括诸佛菩萨罗汉，如释迦牟尼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达摩祖师以及力士金刚等；故事内容为佛教典故，如洗象、伏虎、降魔、证果、面壁参禅、一苇渡江等。

　　董建中，清初人，字正度，松江人。董其昌裔孙。山水师董源，花卉宗黄筌。曾以国子生考授中同知。清圣祖南巡，以所绘蟠桃图进呈，旋命画扇称旨，授湖北荆门知州。《娄县志》、《读画辑略》都记载有他的事迹。这一幅花鸟画画法更接近周之冕和陈淳的画法，也杂有一些恽南田的风格，虽然不像记载中所说的学习黄筌，但由于他是董其昌的后人，这件作品也是值得注意的。

　　贯休《十六罗汉图》，原石在今杭州碑林，灵隐寺共有两套拓片。这对研究宗教和石刻艺术具有一定价值。

　　另外如乾隆行楷书“雅宜清致”、康有为书法、吴昌硕书法绘画、马一浮书法、李叔同书法、章太炎书法、潘天寿绘画、谢稚柳书画、沙孟海书法、谭建丞书法、绘画等以及大量拓片等等都是弥足珍贵的作品。灵隐寺珍藏的佛教文物，有古代贝叶写经、东魏镏金佛像、明董其昌写本《金刚经》、清雍正木刻本龙藏等等，都是弥足珍贵的宝物。

　　契嵩禅师（1007—1072），亦称明教大师、佛日大师、永安大师，是北宋时期云门宗僧人。禅师一生勤于修持，擅长文章，著作甚丰，影响巨大。在住持灵隐寺期间，他提倡佛儒调和，弘扬孝道文化，时人称为“一代孝僧”。契嵩将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相会通，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并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深远，灵隐寺至今仍然传承着契嵩的道风。

　　在修禅中，个人都对生死有极深的理悟，并且常常谈及六祖慧能禅师对佛法“顿悟”。布纳禅师常说：“佛祖慧能禅师，那首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是顿悟佛法的最高境界。”他曾对契嵩说：“我可做到朝闻道而夕可去矣！”契嵩对布纳禅师的“顿悟”怀着极深的敬意。

　　有一次，契嵩对布纳禅师笑着说：“你真的能做到朝闻道而夕可去矣？”布纳禅师笑着点头：“可以！”契嵩禅师就戏吟一诗，追悼还活得好好的布纳禅师。诗曰：

　　宋之问是初唐时期的著名诗人。一个天高云淡的秋日，他来到杭州灵隐寺。这儿登楼可观沧海，出门即见江湖；寺内建筑典雅秀气，如诗如画。夜色阑珊，皎洁如水的月光洒在山涧溪流之上，波光粼粼，若明若暗，像一幅美丽而多彩的画图，秀色可餐，宜人舒心。伴随着略有凉意的夜风，宋之问闲庭信步，触景生情，信口吟道：“岭边树色含风冷……”

　　这句诗因为是偶然得之，故后面的句子就卡了壳。宋之问边走边思考，走到大雄宝殿门前，忽然听到一个声音，带着挖苦的味道：“信口吟诗，风光就在嘴边，何苦端着金碗要饭？”

　　佛印答：“我念的是救苦救难观世音，我念他的法号，他就来指点迷津，帮我拨开人生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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